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舆论普遍认为，此次三中全会是“中国本年度最令人期待的一场政治盛会”，会议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航向。

　　在这一重大的历史时点，和讯网对着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就改革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一次非常深入的访谈。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各种利益诉求冲突不断，各种观点主张相互交织。全社会对于改革的评价、取向以及重点等，分歧越来越大。改革红利减弱，改革步伐停滞不前，一些重大改革行动或方案拖而不决或决而不做。甚至出现了如张维迎所说的“打着改革的旗号反改革”的动向。

　　过去的改革道路是如何走来的，应给予如何评价；新一轮的改革应如何启动前行；什么是真改革，什么是伪装的改革？作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张维迎对此提出了他全面而又独特，非常深刻的见解。

　　以下为访谈实录：

　　和讯网：其实减税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改革措施，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减税，但我们也同样看到，似乎减税总是落不到实处。

　　张维迎：关于中国的税收问题我认为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税率本身确实可能更高。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在税外附加的那些剥夺、掠夺非常高，包括政府征税都不是严格按规矩来的。好比说假如今年他预期达不到目标之后，就会去企业把明年、后年几年的税都征了。如果企业不交这些税，那企业就没法生存下去。

　　关于这点有兴趣的可以下去调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事实。这些税法之外的苛捐杂税，或者这样一种不正当的、不符合法律的做法，恰恰是影响现在企业投资经营积极性的最严重的问题。

　　当然我们好多名义上的税率也要进行调整，但我更关注的是我们的税收本身要走向法制，税务部门、征税的人必须都按法律去办。如果不这样，仅仅是调整税率，我觉得解决的问题很有限。对于很多中产阶级的人来讲，他害怕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税收偏高了，而是不确定性。

　　这种不符合规则、不符合法律的做法，它带来的问题就是所谓逆向选择。那些守法的人，受到的伤害最大，而一些人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将受到的伤害减少，甚至可能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好处。

　　包括我们其他法律也都存在这种问题，比如新的工资法，最低劳动工资等很多规定，守法的企业都害怕这些问题，因为他们必须遵守，所以，他们这方面的成本影响很大。但有一些企业就无所谓，反正它也不守法。所以，你定什么他们都无所谓。

　　所以，法律越不合理，对好人的伤害越大。

　　和讯网：看来还是一些法规本身在制订上就已经存在很多问题。

　　张维迎：是。法律是人定的，人可能犯错误，定法律的人也可能有自己的自私，也可能有情绪，有偏见等等。

　　所以，我总认为，法律背后得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天理，西方叫自然法。现在很多人以为我们只要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那就是法制社会了，这是错误的。法制社会需要有法可依，是需要违法必究，是需要没有任何人能超越法律。

　　但是如果法律制定的时候缺少了刚才我讲的那种精神，不符合天理，不符合自然法，那这样的法律就不能叫做法制。社会要广泛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很多法律本身就不合理。最近我们看到推出了一些改革，比如前两天李克强召开国务院总理办公会，准备取消企业注册资本金的问题。

　　过去我们有所谓注册资本，这一资本必须到位，不到位就违法，就是一个罪行。但现实是很多企业要投资一千万，但是这一千万可能是要不断投入的结果，而不是说一下子就把一千万都放进去。可能最初交几十万就行了，那我承诺一千万就是承诺一种责任，我以我的这个承诺去跟别人进行商业交往，包括向别人借债，假如我只放进去500万，最后还不起那个债，就另外再拿出500万来，按我的承诺来承担债务，这在西方早就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国家现在才开始。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好多民营企业来讲，头上有一把剑就是虚报注册资本。这本身就不符合天理。

　　事实上我们最初的改革就在改革这些不符合天理的东西——比如人民公社就不符合天理，所以，安徽的小岗村农民就起来废除了它，后来1983年《宪法》也废除了它。改革必须要使我们的法律、我们的规则更合理一些，更正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