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国第一季度GDP增速为8.1%，第二季度GDP增长7.6%，第三季度GDP预计增长为7.9%，经济增速放缓趋势依然非常明显。

　　总体来看，超过7.5%的增长仍然高于年初政府制定的目标，经济仍在目标区域运行，并不是严重失速，但却接近了政府可能承受的下限，也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期。

　　下行风险仍然存在

　　现在，有人认为，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都有比较强的增长动力，预期第三季度的经济运行会企稳回升。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仍然不能排除经济下行的风险。

　　虽然国内已经把稳增长放在了首要位置，宽松政策陆续出台，可问题的关键也许不在政策层面，而在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未能解决或无法解决，这种情况下，政策的作用不仅会受到限制，而且会发生扭曲。

　　此外，国际经济环境也谈不到好转。首先，发达经济体的情况不妙。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复苏依然乏力，欧债危机还在发酵：希腊议会选举才暂时稳住了局势，西班牙又向欧盟求救，紧接着穆迪调低了意大利政府主权债务和13家银行的信用评级。欧美经济尚在泥潭，日本则可能重蹈覆辙，因为政府债务占GDP200%、贸易48年来首现逆差，舆论开始担心日本会不会陷入一场欧式债务危机。

　　不但如此，新兴经济体某些成员也呈现出了增幅放缓的特点。印度不但今年首季度GDP增长5.3%，较去年同期下滑2.3个百分点；而且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4%，财政赤字占GDP的5.8%，贸易赤字占GDP的9.9%，4月份的通货膨胀率还达到了7.23%。印度的外汇储备2900亿美元，在扣除账户赤字、短期债务和外国投资回流之后，政府可实际操作的外汇储备不足200亿美元，因此人们担心，“印度象病了”，“如果欧债危机继续恶化，暴发国际收支失衡危机，印度很有可能会重蹈1991年的悲剧”。

　　相对印度，巴西经济增长前景同样欠佳。巴西央行7月16日发布的《焦点调查》显示，金融市场分析师将经济增长预期调低到1.9%，大大低于年初的预期(3.5%)，也低于同期央行(2.5%)和政府(4%)的预期。因此，巴西不仅把基础利率调到历史最低，而且出台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政策和汇率干预措施。

　　“破八”致稳增长压力变大

　　有人认为，经济增长“破八”是因为实行了以“控物价”为重点的宏观政策，当前物价上涨大幅回落，就是以“控物价”为重点的宏观政策的反映。这种说法掩盖了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的事实，迹象很明显：去年的宏观政策以控物价为重点，今年初就逐步改变了。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稳增长首先要稳投资。为了稳投资，政府加快了投资项目，特别是大型项目的审批速度，鉴于投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短期内的拉动作用有限，国务院希望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卫生等领域抓几件实事，以提振投资者的信心，相关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但这种情况的结果尚有待观察。它虽有可能实现短期的保增长，使下半年的增长回升，但也说不定会使已经过剩的生产能力更加过剩。更重要的是，为了进行类似投资，不少建设方举债，这种债务如何偿还，用什么偿还？况且，如果通过这种办法保住了今年的增长，一旦经济再次出现下行，又该怎么办？

　　为了稳增长，政府还出台多项政策刺激消费，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有所加快。但与政策初衷相左，消费增长却仍在回落。这一方面说明政策选择不当，另一方面也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说，这不是单纯的政策调控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改善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和外部环境，消费很难改善。比如，4、5两个月，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分别下降2.2%和5.3%，与此相应，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反弹，银监会的数据显示，不良贷款余额一季度较上季度上升4.9%。再比如，财政部、发改委和工信部“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给平板电视推广实施细则》的通知”，从6月1日起，中央财政将安排256亿元用于支持扩大节能家电产品消费，推广期限暂定到明年5月31日。但实施以来，市场反应平淡，其原因在于家电市场基本饱和，消费能力遭到透支，消费者考虑的不是环保，而是腰包。

　　总之，这次经济增长“破八”与2009年的“破八”不同：那次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带有突然性，这次是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具有必然性；那次2009年第一季度一下子跌到6.61%，这次跌到7.6%；上次靠4万亿投资，第四季度就上升到了9.21%，这一次没有了4万亿，重回9%以上不大可能，站在8%就不错了。

　　稳增长的政策路径

　　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首先应当看到，货币政策作用的空间已经不大。加快项目审批、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都是货币政策的体现；但是，一些产品没有地方销售、市场偏冷；一些企业压缩生产规模、对资金需求不强，而与此同时有资金需求的企业又不知道如何获得自己所想要的资金，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7月12日，央行发布《2012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4.86万亿元，同比多增6833亿元，6月份新增贷款9198亿元，同比多增2859亿元。然而，从贷款结构来看，票据融资和短期贷款的比例再次上升，上半年票据融资达7642亿元，中长期贷款的比例从5月份34%降到6月份的30.75%，说明金融部门对“稳增长”项目的支持力度不够或者尚未发挥出来。因为，票据融资折射出市场信贷需求情况，银行会根据市场情况自动调节信贷额度，当信贷规模偏紧且需求旺盛时，银行会压缩票据业务；反之，银行趋向释放票据业务，拉动信贷增长。

　　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受到限制，财政政策应当发挥刺激需求的更大作用，这就需要在减税政策上来点大手笔。今年的财政政策特别强调结构性减税，但是结果并不理想。营业税改增值税原定7月1日出台，但前不久才决定7月1日实施。对小微企业减免税的政策早已出台，落实起来却一波三折。想增加出口退税，又受到WTO规则的限制，只能调整那些没有达到国际法定退税标准的企业的出口退税率。与其结构性减税，不如一次性减税，因此，有人提出临时性降低增值税税率，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最近出台的鼓励环保型家电产品消费的政策也是一种值得期待的努力。同时，还要注意减少各种各样的收费，如高速公路收费、各种流通环节的收费等。

　　发挥中小企业作用要下猛药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是“稳增长、调结构”的基础和主力。因此，在“稳增长、调结构”的过程中，除了出台相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将是下一步面临的严峻挑战。

　　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中小企业在各领域平等的市场竞争地位。

　　第二季度的一件大事就是“新36条”细则出台的收官之战。在国务院政令的时限和社会的巨大压力之下，最先是交通部，接着是铁道部、卫生部、国资委、证监会、银监会、发改委等6部委，到6月25日是18部委，最后关于落实“36条”新政的分解式“实施细则”如期完成。

　　先不管内容如何，能如期出台，至少比去年公开“三公”经费预算的表现要好得多。即使如此，一些反应仍忽视不得。有人认为，细则不细，回避了很多重要话题和关键环节，缺乏实质内容，并不能打破诸多领域的市场准入封锁。例如，到目前为止，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领域的实施细则仍然难产，已经出台的几个细则对于开放原油进口权，如何与国企合作，如何实现公平经营和竞争，如何保障收益和产权等关键条款，仍然只字未提。更为吊诡的是，黑龙江气象部门为争夺新能源(如风电)审批权，竟然出台了一份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从事气候资源探测活动，应当经省气象主管机构批准”。

　　这说明了进一步打破行政垄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不能真正废除《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并保证各部门不再通过政令方式自我授权、私设垄断，以有法可依、易于操作的法律细则，保障民间资本的合法权益，从而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发布再多的《新36条》细则也作用有限。

　　当然，在当前状况下，一些相关的配套政策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去年10月12日，国务院出台了扶植小微企业的“国9条”，包括加大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适当提高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清理和纠正不合理的金融服务收费；对金融机构向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合同三年内免征印花税；将金融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延长至2013年年底，等等。但3个季度过去了，小微企业的情况不仅没有多大改善，反而更加艰难，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后。据《中国经济时报》今年5、6月份对6省16市10多个行业113家企业的调查，1至5月，销售持平的占32.7%，减少10%～30%的占26.7%，减少30%以上的比例超过增长30%以上的比例，销售收入减少的企业，广东占七成，山东占五成，浙江占四成；微利、不盈利亏损的企业超过30%；半数企业信心不足，61.4%的企业持悲观态度。

　　问题在于，在经济进一步下行的情况下，小微企业承受的压力还在进一步增大：

　　一是劳动力成本高、生产成本高、负税高。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企业占69.6%，原材料等生产上升的企业占50%，税负过高的企业占45.1%。如果说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上升还可以理解，企业也可以通过改进经营管理予以缓解的话，各种收费和税负的增加就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了。有人仔细计算过，有20多个部门对企业进行各种行政性收费，有69个收费项目，近1000个子项目。不仅如此，企业的税负还以每年30%～40%的速度增长。如济南一家企业今年一季度，销售收入下滑10%，利润下降15%，而税收却增长了50%。

　　二是融资难且贵。无锡市中小企业对GDP的贡献度超过了50%，而获得的贷款只占银行贷款总额的20%。不但如此，虽然一般利率是6%，加上各种申请费、担保金、保险、财务费、顾问费等，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实际成本高达20%～30%。再加上与大企业往来往往采取承兑汇票，不但企业只有找到下游愿意接受汇票的单位才能使用，且贴现率很高，一般为6%，高的达10%以上，所以很多企业都说，“贷了款净成了为银行‘白打工’了，别说不好贷，就是好贷也不敢贷”。有企业甚至说，“不贷款等死，贷款是找死”。

　　三是资产泡沫推高实体经济成本。由于资金流向主要是各地、各单位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而非微观上更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货币超发，宏观上过剩的流动性，给金融业带来了很大利润，却并没有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的压力。

　　以上这种扭曲的激励约束机制，除了阻碍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无疑还可看作是对中小企业逃离实体经济的鼓励，需要尽快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