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监会推出一系列监管要求时，应当考虑不同的监管政策所产生的叠加效果。这种叠加效果可能造成单个指标的出发点很好，却整体出现了监管过度或不足的局面。如果把拟推行的资本管理办法、杠杆率监管、流动性监管等结合起来考察，基本上都会在客观上增大银行的经营成本、降低银行的收益水平。其内在联系表现为，如果要同时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降低杠杆率、增加对流动性指标的要求，则银行的盈利和净利差水平必须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因为如果净利差水平过低，银行可能选择少放贷款，而采取投资国债等措施来减少资本要求和拨备要求，这可能会影响到银行资金流入实体经济。

　　一方面，这些多重监管政策可能具有同向的效果。表现较为明显的是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的提出。也许在监管部门看来，同向影响仅仅会为银行带来更加审慎监管的压力，但是事实不仅如此。对于杠杆率4%的标准要求，可能直接导致资本充足率的失效，至少是一级资本充足率这一指标失效。因为杠杆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子同为一级资本，而对于同质化极高的中国银行业来说，用表内外资产做分母的杠杆率指标和用加权风险资产做分母的资本充足率指标来说，本身就具有较为固定的比例关系，4%的杠杆率可能就基本对应着8%左右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从而其中某一指标会变得毫无意义。而比这种情况更加严重的是可能造成的过度监管，较为明显地体现在拨备与资本的双重要求上。

　　另一方面，比同向效果更值得关注的是指标之间互斥的情况，将使手足无措的银行走向同质化的道路。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之间的关系仍旧是个典型，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率往往被用于节约资本，增加杠杆。然而，基于风险中立的杠杆率使得基于内部模型法节约资本的做法受到了大大的限制，风险管理和计量技术不再能被过度滥用在节约资本上。另一对可能产生互斥的便是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指标，由于贷款拨备率等于拨备覆盖率与不良贷款率的乘积，而不良贷款率与拨备覆盖率具有负关系，因为不良贷款率高的银行需要多计提拨备，拨备覆盖率较低，因此由于不良贷款率的作用，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将存在一定的互斥性。

　　此外，超额拨备可计入资本的“双重列示”有助于鼓励商业银行在提高拨备水平的同时不加大资本补充压力，同时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银行对拨备计提数量的主观选择，考虑到部分拨备可以在税前扣除，而在税前扣除的拨备显然比核心一级资本的成本要低，虽然二级资本的成本有待进一步衡量，但是在资本创新工具较少、二级资本不得不由一级资本乃至核心一级资本补充的情况下，可以预期的是银行必然选择多计提拨备直到可计入二级资本的上限。所以，在同时实施两个指标时应特别注意由于这种互斥性而为银行带来的同质化选择。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