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节这天，一位退休的金融高官说了句实话，也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4月1日，在深圳召开的第二次前海合作区咨询委员会闭门会议上，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说：上面长期对深圳金融市场有压制，这是明摆着的。不然的话，深圳交易所也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

　　刘明康之所以捅破窗户纸，跟前两天证监会在上交所、深圳所之间“拉偏架”有关。

　　几天前，证监会宣布，让企业“自主”选择上市地，不再根据股本大小，决定是去深交所还是上交所。众所周知，早在2000年的时候，证监会作出决定，深交所和上交所错位发展。其中深圳重点发展创业板，做中国的纳斯达克；上海重点发展主板，做中国的纽交所。为此，以筹备创业板为名，停止在深交所发行新股达4年之久。

　　2004年，在中小板推出之后，两个交易所的楚河汉界是：IPO新发股本超过1亿的，去上交所上市；低于1亿的，到深交所。但运作几年后，上海感觉吃亏，要求调整，于是在2010年11月调整为：IPO新发股本低于5000万的，去深交所上市；超过8000万的，去上交所上市；5000万到8000万之间的，自主选择。

　　但自2010年运行至今，上海仍然感到不满意：虽然目前上交所总市值是深交所的1.59倍，流通市值是深交所的2倍，但日成交只有深圳的八成。所以，在上海的强烈要求下，证监会再次改变游戏规则，甚至不惜将两个市场14年来形成的定位改变。其实目前的深强沪弱，跟强周期股票的低迷有关，是阶段性的。如果中国经济再次启动，股市进入新的牛市，必然再次出现沪强深弱。

　　刘明康的话，是由这次交易所定位调整而来，但绝不仅仅限于这次调整。因为他知道更多的内幕，经历了很多事情。

　　毫无疑问，深圳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大的城市之一。但这个红利，绝不仅仅来自政策，更是来自市场。包括海南在内的5个经济特区，同样享受到政策红利，为什么只有深圳获得成功？因为深圳旁边有个香港。所以，深圳不仅仅是政策的产物，同时还是市场的产物，它抓住了世界产业转移的大机遇。

　　但深圳34年来走过的道路，远非一帆风顺。从早期的“姓资姓社之争”，到后来胡鞍钢引发“特区不特之争”，无不掀起巨大的波澜。邓小平的两次视察，给深圳人吃了定心丸，也成就了深圳传奇。

　　转折点发生在1997年：先是小平辞世，然后是香港回归。深圳的地位从此发生了逆转，一个受命“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的城市，被带上了裹脚布。从此，深圳的发展要看两个城市的脸色：一是香港，二是上海。

　　在产业上不能跟香港竞争，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这成了深圳最大的政治。所以，港口不仅必须有港资参与，还要控制发展节奏，不能超过香港；机场要少开国际航线，主要服务内地。当然，资本市场也不能做大，防止抢香港的风头。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没有竞争就能保持香港繁荣”的判断上。至于这种判断对不对，没有人研究，也没有人反思。

　　既然深圳要服务香港，不抢香港的风头，那么港口和机场的资源自然要分流一部分给广州。至于金融资源，就更需要让着上海了，因为上海是国家既定的金融中心。所以，我们看到深交所莫名奇妙就被停止了4年新股发行。深圳期货交易所被吊销了户口，深圳的君安证券被上海的国泰证券合并；虽然深圳是中国珠宝业中心，黄金现货交易量占全国一半，但黄金交易所却设在了上海。

　　深圳不但在金融、物流等行业上不能做大，城市规模都要被控制。经济总量位居内地城市第四的深圳，总面积只有不到2000平方公里，而且一半面积是需要生态保护的山地。深圳的总面积，只有重庆的40分之一，北京的8分之一，上海的4分之一，广州的3.5分之一，杭州的8分之一。但深圳生活的人口超过了1800万，深圳因此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一直以来，深圳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增加一些面积，拓宽一点发展空间。但这个梦想始终无法变成现实，上面的回答总是：要内涵式发展，深圳不需要太大嘛。

　　在深圳不需要变大的同时，广州却一天天变大，其下辖的番禺、花都、从化、增城等县级市，陆续撤市变区。

　　在交通上，有人也希望深圳一直固守公路、铁路的死角。在设计港珠澳大桥的时候，深圳的双Y方案被否定。随后，深圳提出修建深圳到中山的通道，但迟迟得不到批复。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深圳人返回内地，如果乘坐火车都要去广州转车，因为深圳申请不到始发车。这个局面，直到2008年春运遭遇雪灾，广州火车站差点出大事后，才有所改观。

　　2003年，当时的新班子上任后，国务院曾经派人到深圳专题调研，那时深圳上下充满了期待。但最后，除了早就计划中的中小板外，深圳什么也没有等来。反而在几年之后，传出深交所附属的三板市场，要移师天津。港股直通车要开了，内地人如果要开户，不能来深圳，需要去远离香港2000多公里之外的天津。不过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搅黄了天津的金融梦。港股直通车夭折了，“新三板”最终变成了北京证券交易所！

　　国家有发展战略，需要对各个片区、各个城市的发展进行规划，需要兼顾南方北方、东部西部、内地沿海的平衡。但这种规划，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已经形成的基本格局。否则，就是乱折腾。其实，我们历史上吃这种亏多去了。比如在五六十年代，因为对国际形势的误判，认为将爆发大规模战争，所以收缩沿海城市的发展，将资源转移到大西南和边远山区，建设“三线”地区。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让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的发展，错失了重大历史机遇。

　　再比如，建国以来对北京定位一直不清晰，既要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又想当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最终由于北京占有资源太多，城市陷入车多、人多、污染重的困境，现在又被迫向四周疏散。

　　就拿金融中心来说，国家一直压制着深圳，以突出香港和上海。但另外一方面，北京又千方百计争夺金融资源，成为事实上的最大金融中心。目前北京吸附的资金，超过上海或香港的1.3倍，金融增加值也跟这两个城市不相上下。作为拥有内地第二大交易所的深圳，资金总量反而只有北京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目前在国内跟上海争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的不是深圳，而是北京；在国际上，香港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是新加坡，也不是深圳。即便将深圳从地图上抹去，也改变不了上海资金总量远远低于北京的局面，更改变不了新加坡竞争力超过香港的局面。

　　相反，如果深圳能充分发挥活力，反而可以增强深港大都会的国际竞争力，为香港弥补短板，一致对外；深圳跟上海的适度竞争，也可以产生鲶鱼效应，提高上海的金融效率。如果说要让步，也是需要北京让步。事实上，北京就不应该做大金融业。在国家给北京的定位中，根本就没有金融中心的职能。

　　深圳改革开放34年来，率先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机制，催生出万科、腾讯、华为、中兴、比亚迪、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一大批世界级的企业，深圳每年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约占全国的一半左右。深圳每年向国家上缴的财政收入，超过于河南、河北的总和，而这两个省的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五、第六。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以后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那么，在城市发展中，也应该更加尊重市场，而不是计划。这样才能少走弯路，少浪费资源。

　　放开手吧，让深圳奔跑起来，别再让这个象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城市，带着无形的锁链跳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