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涉及中资企业跨境投资的商务社交场合，都能见到从投行、财务顾问、律所，到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各类其他处于并购业务中间环节的实体。

　　这块巨大的市场正在被源源不断的中介机构瓜分。

　　2013年至今为止，全球并购市场的活跃程度令人欣喜。根据Dealogic截至11月11日的数据，2013年全球范围内已宣布的收购兼并交易规模总额达2.43万亿美元，大幅超越去年同期水平。这是中介机构赖以生存的基础。

　　从数据来看，除大型中介机构继续对并购市场的大型交易形成垄断外，更多的中小型机构也看准这一市场的增长前景与盈利能力，不断进入某些区域性行业性的细分市场。

　　这一点也表现在中资企业的海外跨境并购市场上。事实上，从几年前开始，随着中资跨境并购主体越来越多样化，将中资机构海外并购交易作为重点业务的中介机构也日益多样化。

　　早年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众达(Jones Day)律师事务所并购业务合伙人唐承慧向本报记者表示，中国企业积极进行海外投资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最近我们看到除大型国企外，一些中等规模的国企也纷纷开始在海外投资中试水。此外，中国的民营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海外投资的大潮中。除了华为、三一重工（600031）、万达集团这样的大型民营企业外，我们也看到一些稍小规模的民营企业开始在欧美成熟市场寻找机会。” 她表示，这种趋势会不断扩大，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

　　大型投行仍居主导地位

　　作为并购交易中最重要的中介机构，投行的并购交易业务历来是市场整体的风向标。

　　一般来说，投行在兼并收购中担任的是收购策划与财务顾问的角色，主要搜集各类兼并交易的信息，并搜罗潜在买家的名单，为作为客户的买方或卖方提供标的，负责在收购结构、条款、公告等各环节中提供服务。

　　不过如今投行早就拓展了其业务范围。投行有时作为产权投资方先行进行收购，再整体转让或分拆出售，有时候则是直接为客户提供融资服务等。在本年度最引人注目的双汇79亿美元收购美国猪肉商史密斯菲尔德一案中，中国银行（601988）主导的银团与摩根士丹利分别提供了40亿美元与39亿美元的银团贷款，后者就是为双汇提供此次交易财务咨询的投行。

　　纵观今年宣布的各大跨境交易，大型投行仍是并购中介市场中获益最大的群体。根据Dealogic的数据统计，截至11月11日，高盛、摩根大通与摩根士丹利分别占据并购市场业务的前三把交椅，其中高盛以涉足的并购交易规模高达6526亿美元位居榜首，而前二十名几乎全部被国际知名的大型投行垄断。

　　而在投行并购业务的收入排行榜中，今年至今同样也是高盛以13.4亿美元高居榜首，摩根大通与摩根士丹利紧随其后。

　　此前，摩根大通负责企业及投资银行业务(CIB)的联席首席执行官迈克.卡瓦纳(Mike Cavanagh)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跨境交易活跃，其投行业务与市场及投资者服务业务均有稳定增长，其企业及投资银行部门收入一半来自美国以外，国际客户已经成为其业务增长重心。据悉，今年前9个月摩根大通的投行业务市场份额从去年同期7.5%上升到9%，保持行业第一水平。

　　“我相信我们的商业模式是正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个未来就是跨境业务的增长。”卡瓦纳说。他看好中国未来在跨境并购交易方面的前景。

　　即便从区域内的投行并购业务来看，国际大型投行的垄断地位依然不可小觑。Dealogic的数据显示，在买家来自亚太地区的并购市场份额中，同样还是高盛、摩根士丹利与摩根大通位列前三名。

　　各有生存空间

　　尽管跨境并购领域对中介机构的专业规模要求高，小型投行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美国伯翰姆证券(Burnham Securities)高级董事总经理杰.林德(Jay T. Linde)此前在摩根大通工作，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与大型投行指向的目标显然不同。林德此前在摩根大通工作。伯翰姆证券曾为中资企业提供许多跨境投资机会，也是今年赴美上市的中国小贷公司鲈乡小贷的主承销商。

　　不过，在中资并购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中资中介机构的市场份额仍然很小。目前只有中金与中信证券（600030）挤入亚太地区前二十名，其并购交易规模分别为143亿美元与81亿美元。

　　中资投行的客户主要来源于本土，通过客户的海外扩张需求，中介机构也随之出海。比如，作为双汇收购一案的联席财务顾问，中信证券帮助其进行了亚太地区的融资。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人尽皆知的投行外，由于投资银行界对人脉关系的要求极高，这一行业出现了不少政界、军界高层转战商界的现象。

　　美国退役四星上将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K. Clark)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自从2000年因与五角大楼意见不合而提前退役、2004年参加民主党内总统候选人初选失利后，这位驰骋战场近40年的上将开始转战投行界，专注在能源领域。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多年的战争使他对能源领域尤其感兴趣，他目前最关心的是能源领域的全球资本整合，其主要客户就包括不少中国大型的石化能源国有企业，帮助他们在美国、欧洲以及非洲投资能源项目。

　　“无论从政还是从商，相同的一点是人际关系，所有的事情都与此有关。”克拉克表示。

　　无独有偶。另一名美国海军上将威廉姆.欧文斯(William Owens)目前也活跃在商界，他曾担任过克林顿总统时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目前欧文斯为中美两国的跨国交易牵线搭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亚洲区副主席的职务之外，欧文斯还是一家专门从事中国跨境投资咨询公司的主席以及美国AEA投资集团亚洲区总裁。

　　欧文斯表示，曾经在几年前帮助过华为竞购美国运营商Sprint的数十亿美元的采购大单，但后来却因为众所周知的国家安全问题被美方拒绝。

　　他认为，做大型的跨境交易，人际关系非常重要，这一点尤其在目前的中美投资关系中可以体现出来。

　　“我们一开始没有料到事情不这么乐观，否则也不会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来做这个案子。”他说，“目前有关国家安全的考量仍然在中国跨境投资美国市场上占据重要的分量，但中国公司应当耐心等待时机。在一个具体的投资案例中，我们必须逐渐建立起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

　　中外律所

　　律师事务所是中资企业跨境并购中另一个重要的中介机构实体。君合律师事务所纽约合伙人郝勇向本报记者表示，早年中资企业赴美投资收购，对于聘用律所不重视，导致产生许多法律问题，这两年才逐渐重视起来。

　　目前在这个市场上，律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目标国市场当地的大型律所，对跨境并购的专业操作与市场积累都较为娴熟，另一类则是逐渐增加的中资律师事务所在海外的分支机构。而在服务的类别上，由于律所的专业细分程度高，因此不少交易都会根据业务的不同部分雇佣不同的律所，专职处理并购合同、反垄断法或海外投资审查交易等。

　　“凡是在美国排名靠前的律所，他们的中国投资业务团队都在不断扩大，有的早年因为帮助美国客户走进中国市场，而将事务所开到中国，现在则反过来在中国市场寻找客户，帮助他们到美国进行投资。”郝勇表示。

　　在双汇收购一案中，作为双汇法律顾问的普衡律师事务所与作为史密斯菲尔德法律顾问的辛普森撒切尔律师事务所基本属于这一类型。

　　建立关系是国际大型律所在接手中国业务时的关键环节。

　　唐承慧告诉记者，“国外的律所目前还在持续进入中国，因此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我们的客户很多是长期在中国发展所积累的老客户，他们有新项目都会回来找我们。还有一些新客户是慕名直接找来的，或是由老客户介绍的。”

　　据悉，众达在美国以外有近40个办公室，此前这家美国律所刚刚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AVIC)以3.2亿欧元收购德国洪堡集团旗下水泥生产流程部门的交易中，为前者提供反垄断以及其他法律服务。2010年，众达在洪堡集团与中信集团设立合资企业时，为前者提供法律咨询，中信是AVIC旗下的公司。

　　而目前中资背景的律所还远远不能与这些中介大鳄进行竞争。

　　唐承慧指出，“中国律所由于发展时间较短，目前还不具备国际律所的资源和实力。中国律所的优势在于，他们接触到更多的国内客户，尤其是中小型客户。目前中国各个层面的客户都开始试水海外投资，因此中国律所所占据的层级广泛的客户资源是我们目前没有办法与之竞争的。”

　　实际上，这些客户资源正在帮助中国从事跨境并购业务的律所向海外发展。

　　作为最早到海外设立分所的中资律所，君合律师事务所在美国已有大约20年的历史，但郝勇表示，中资律所目前能做的还是基于长期的现有客户，“我不觉得我们与当地的美国律所是完全的竞争关系，很多客户都是国内长期客户，大家有深层次信任的关系。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企，到美国来都需要一个了解美国法律又真正能去跟他们沟通的人或机构。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在承担这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