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想出来，城外的想进去。对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工作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这句话同样适用。

　　9月1日，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称“金管局”）宣布，金管局助理总裁何东已提出辞呈，辞职10月18日生效。何东将重新加入IMF，担任货币及资本市场局副局长一职。

　　这项人事变动在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在IMF效力过的经济学家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货币及资本市场局是IMF四大核心职能部门之一，何东能重返并担任高层，为境外中国经济学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何东

　　重返IMF

　　何东是第一个从香港回流IMF的中国人。他拥有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金管局负责有关货币及金融稳定研究事务，并同时出任香港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对何东的离开“深感惋惜”，他表示，自2004年离开IMF加入金管局以来，何东在提升金管局及香港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能力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一名在海外投行工作的中国经济学家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香港金管局相当于央行级别，何东作为研究主管，一直都在监管机构，和IMF的视角一致，对他能担任货币及资本市场局副局长一职感到振奋。

　　何东曾在世界银行和IMF任职，在2004年8月加入香港金管局前，他曾为IMF的高级经济学家。

　　何东为人低调稳重，研究课题非常广泛，特别是就香港与内地的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发表过多篇研究文章。

　　多名经济学家告诉本报记者，何东对人民币国际化研究颇深。他一直代表香港金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就人民币国际化和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进行沟通。

　　“德能兼备，IMF高层又多一位中国人。”一名曾与何东有过多次交流沟通的央行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

　　无形天花板

　　“过去十年何东升了四级，如果他留在IMF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位曾在IMF任职的中国经济学家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加入香港金管局前，何东已在IMF做到A14经济学家级别。此次回流，他的级别直接上升到高级管理级别的B04。

　　上述经济学家说，IMF级别分为A01~A15和B01~B05，A为员工级别，B为管理层，从A15到B01是职务上的一个坎。

　　据他透露，何东几年前曾有重返IMF的想法，当时IMF只愿让他以A14的级别重返，这次一下子能回去做到B04，“让人大跌眼镜”。

　　IMF发言人向本报表示，何东获得任命是因其在香港金管局的经验和专业。截至发稿，何东尚未回复本报记者邮件。

　　“IMF有无形的天花板，中国人在这些机构里没有自己的圈子，也进不去别人的小圈子。”这位曾在IMF任职过的经济学家说，“直到现在，我都没法说清棒球和美式足球的区别，怎么和其他欧美同事沟通？”

　　相对于文化差异，缺乏政府主导的推动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日韩等国也和中国文化类似，但日本政府和IMF有协议，日本财政部和日本央行都会输送管理级别的官员到IMF任职。而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安排，交流仍停留在中低层级别，央行的高层官员并不愿去IMF。

　　IMF雇员比例应该和国家投票权比重相近，中国雇员远未达到投票额比例，该人士说。经济学家培训项目有一些初级的中国经济学家，但能进入管理层的中国人屈指可数。他向本报记者掰着指头，数出了三个人，何东是第四个。

　　IMF部门的划分有两种方式。一是按照区域划分为五个部门，包括欧洲、美洲、亚太区、中东中亚和非洲；二是按照职能划分，分为货币及资本市场局、财政事务、研究和策略发展四大部门。

　　根据IMF人力资源部门资料，A01~A08级别属于后勤支持员工，A09~A15为经济学家等专业员工，B01~B04则为管理级别员工。

　　B05已经属于高级官员级别，如两年前成为IMF秘书长的林建海。IMF副总裁朱民为执行董事，是在员工级别设置外的MD级别。

　　降薪回流

　　IMF成立于1944年7月，主旨是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货币合作，推动国际贸易发展、高水平就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减少世界贫困。它的经济监督范围已经从最初的国际收支状况，扩大到各成员国的货币、财政和金融政策。

　　中国在IMF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投票权一直相当低。林毅夫曾表示，中国的GDP占全球10%，但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只占5%，在IMF中更低。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事务中所起作用越来越重要，投票权也应相应调整，虽然中国投票权在IMF和世界银行都有一定程度提升，但仍未能达到预期。

　　IMF官网显示，2010年改革后中国的投票权从此前的3.803%上升到6.068%。

　　朱民近日在一个活动上称，按照IMF章程，IMF总部设在最大股东国家，美国目前占比15%，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终有一天IMF总部会迁往中国。

　　但缺乏中国员工，令这一想法还停留在喊口号的阶段。前述经济学家说，其实不少从IMF出来的中国经济学家都想回IMF。作为官方机构，IMF薪酬并不比外面投行高，但其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IMF是一个精英聚集的公共机构，作为其经济学家，角度是从政策制定者的官方角度出发。这对疲于奔命、应对市场变化和客户要求的国际投行经济学家来说，研究深度和生活质量都有更大的提高。

　　“投行经济学家说得不好听一点，和推销员一样。”一名大行经济学家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偶尔还会碰到非常难搞的客户，但在IMF我们面对的都是财长级别的官员。”

　　生活质量是更大的考虑。对这些已经在海外投行工作多年的经济学家来说，很多想沉下心来做研究，也希望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此外，市场上的中国经济学家现在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私营机构的收入和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

　　何东此次回流IMF，实际上是降薪回流。一名原IMF经济学家说，金管局助理总裁这一级别的年薪在400万~500万港元（折合人民币约为317万~397万元），IMF的B04级别年薪则介于20万~3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23万~184万元）之间。

　　但IMF也有优厚的福利。他说，IMF收入无须交税，提供退休固定养老金，孩子教育方面每年也有5万~6万美元的津贴。

　　如此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些中国经济学家当初为何选择离开？上述人士称，IMF也存在人员臃肿的问题，IMF以停薪留职方式鼓励员工到私营机构去，但要再回去IMF，基本上只能原职返聘。

　　一位停薪留职到国际投行工作的经济学家说，这和其私营机构工作经验有助于IMF工作的说法是矛盾的。

　　“我们能出来的都是能力较强的一批人，但出来了就都堵在外面了。”前述经济学家说。

　　不少出色的原IMF经济学家都在国际投行做到一定级别后选择转型。有的成了策略师面向私人大客户，比如哈继铭；有的自立门户成立对冲基金，比如王庆；也有更成功的进了央行，比如马骏。

　　这对想要在国际机构中增强话语权的中国来说，可能是一种损失。但也有人开始看到刚设立的金砖银行带来的改变秩序的机会。上述经济学家说，总部设在上海的金砖银行或将吸引一些前IMF中国员工加盟。

　　第一财经日报 郭兴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