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第九届)中国并购年会”于9月14日-15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

　　以下为演讲实录：

　　徐林：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

　　我非常高兴有机会接受王巍会长的邀请来参加今天上午的大会，过去我在当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的时候，王会长曾经多次邀请我能够参加并购公会的年会，但是我一直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爽约了。这次王巍会长还是力主邀请我参加会议，但是我在上个礼拜已经不再担任财政金融司的司长，我们委党组已经让我转岗到发改委的发展规划司当司长，所以我跟王会长说，我现在已经不是财经司司长了，你还要不要我来说？王巍的话让我很感动，他说我要的是你这个人，我要的不是你的职位。所以我义无反顾，一定要来参加今天的会。

　　刚才听了几位领导的讲话，我很受启发。我是一个公务员，肯定是不懂怎么并购的，所以我不能在这儿说大家应该怎么去并购，怎么并购才能够购得很好。我想作为公务员，我们是研究制订政策的，对我们来说认清并购市场的发展趋势，看到并购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然后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和条件，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政府公务员应该去思考、去考虑的问题。

　　所以围绕这几点，我想谈几点体会，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个我想说，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展示了巨大的并购市场的空间和机会，中国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趋势，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这个过程还将延续20到30年的时间。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国家目前的城市化率是51.3%，西方发达国家高的城市化率有90%多，平均也在70%到80%的水平，按这样一个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相比，我们还有20、30甚至是40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个差距不一定就说你有城市化的动力，那城市化的动力来自于何处呢？城市化的动力来自于城乡差距。中国的城乡差距是巨大的，如果用人均收入来衡量，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3倍，世界平均水平是1.5倍。我认为城乡差距越大，就意味着城市化的动力就越大，因为农村的居民和农业的劳动力，他一定会有比较强烈的动机去寻找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这就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一个强大的动力。但是非农产业，像工业和服务业都是聚集在城镇化地区的，所以这种劳动力的转移，最后形成的结果它一定是城市或者城镇人口的持续增长。

　　从这个过程来看，我想只要中国城乡差距不能够缩小到一个合理的地步，那么农村人口或者是农村居民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地区转移的这个动力就不会减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的城市化还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因为我们过去10年城市化率提高的速度是平均每年大概是1.3个百分点左右，如果用这样一个速度衡量下去的话，我们要达到70%和80%的城市化水平，肯定还要20年以上的时间。这20年我觉得是中国高速增长，特别是非农产业发展的一个大的时期，这是我第一个看法。

　　那么城市化会带来什么呢？毫无疑问会带来非农产业规模的扩张，而且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门类也会越来越细化，大量的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化地区，毫无疑问需要靠非农产业来吸纳，我们的非农产业未来要吸纳好几亿的人口，这么大规模的劳动力要靠非农产业来吸纳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非农产业，特别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必须有巨大的这种发展的空间才能够完成。

　　非农产业的规模扩张本身它就带来了很多的投资机会，当然而且这种非农产业的扩张它是和非农产业的结构升级，和产业门类的不断细化结合起来的。特别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持续地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的多样性都会进一步展现出来，而且消费的层次也会越来越高，这不仅是中国非农产业规模扩大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同时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门类进一步细化的一个机会，这里面或者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实际上就孕育着大量的产业投资，特别是并购的机会。

　　既然消费结构要升级，消费需求会多样化，那么产业结构升级和多样化的动力也就具备了，这就需要市场化的这种并购行为来推动我们产业的重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刚才刘明康主席讲到了并购对产业结构重组和优化升级的作用，我在这儿就不细说了，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需要靠市场化的并购来实现。刘明康主席点了好几个行业，说这些行业具有明显的产能过剩的特征，那么我们过去从我在国家发改委20多年的工作经历来看，我们过去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特别强调政府产业政策的作用，产业政策有没有用呢？肯定也会有用，但是我觉得产业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特别是政府在背后通过制订产业政策，甚至产业结构调整目录，来引导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这样的这个目的，我觉得并不能够完成实现。我倒是觉得市场的这种产业之间的重组和并购，可能更能够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调整的这样一个目标。

　　我记得我们在国家发改委内部开会的时候，我们曾经议论过，就有人说过。说咱们控制产能过剩，以钢铁工业为例，1亿吨的时候我们就说产能过剩，后来到了2亿吨，2亿吨的时候我们又说产能过剩，后来就到了3亿吨，3亿吨的时候也说产能过剩，后来到了4亿吨，现在我们的钢铁产能是9亿吨，据说光河北一个省就有3亿吨的产能。这里头的问题在哪儿呢？我就觉得这背后的问题主要是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推动一些产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这种角色。这使得我们企业不能完全依靠这种市场需求的方向来调整自己的产能，而且很多产业的并购不能够完全靠市场来左右，受到政府方方面面的干扰和左右，所以我想，我们过去在谈到产业重组的时候，政府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就是老说关停并转，关停并转这样的话是一个行政命令式的话，它不是一个市场化的用语，那么市场化的用语应该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应该通过并购和重组来实现。

　　我们过去的很多关停并转可能是在国有企业或者是中央的央企和地方的国企之间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并购行为，因为是在国有企业之间进行的，如果你靠政府来推动还说得过去，但是现在我们大量的企业的并购，实际上他不是发生在国有企业之间，很多都是发生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或者是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那么这样的并购我觉得再靠政府的这种关停并转的安排，就不行了，这里头一定会带来一系列的这种过度行政化所带来的问题，包括对产权的不尊重。所以一个更加市场化的并购机制，我觉得对实现这种产业之间的重组和结构的优化升级，它所发挥的作用应该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未来符合市场化方向的这种产业之间的重组、企业之间的这种并购，一定要通过市场化的这种行为来完成。特别是我们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会更多地在国际化的背景下而展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刚才我在开会之前参观了一下并购十年的展览，我就发现在过去几年里表现出来最明显的趋势就是10大并购事件中，很多很多都是发生在海外的并购，特别是中国企业到海外的并购，这就使得我们的并购实际上不光要考虑国内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需要，而且要考虑全球这种产业重组、产业空间布局和结构调整的需要，这样的国际的并购毫无疑问，它是必须以市场为基础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决定着并购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而且这种市场化的并购，可以在推动中国未来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

　　第二个我想说，中国目前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日益丰富，也可以为并购活动提供更好的融资服务了，过去几年来在中国证监会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应该说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我们现在股票市场、主板、创业板包括三板市场，都已经发展起来了，还有一些是分散在各地的非上市公司的产权交易市场，债券市场它的层次也开始更加多元化了，不光是债券市场的规模这几年有了明显的扩张，而且不同的债券品种也开始日益地出现。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在过去几年也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创业投资发展在过去几年也十分地迅速。不仅如此，政府的相关部门也为资本市场多层次的发展，特别是像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在奠定更好的条件和制度环境，同时对一些市场有可能失灵的，像创业投资的一些行为，甚至还可以提供一些税收上的优惠。

　　那么我们过去看到的是，像投行、各类PE、创投也都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中国企业国内外的并购活动之中，并且开始提供越来越专业化的服务，在座的并购公会的会员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我们中国各类并购活动和服务。

　　随着过去几年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PE机构，国内的企业包括投行机构，都参与了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行为，我们几个比较著名的并购，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在PE的参与下完成的，比如说中联重科、包括三一重工等等。

　　发改委我过去所工作的财经司，按照职能一直在负责中国的PE和创业投资行业的制度建设和发展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过去在规范PE市场的发展，促进创业投资领域的发展，也作出了我们的努力，我们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使得中国PE的发展能够有法可依、有规可依。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我们过去所付出的这些努力，应该还是取得了比较积极的进展。

　　当然我们不仅在这些领域开展一些工作，我记得我们在审批的，过去在核准企业债券的发行中，还专门有过一些用于并购的债券的发行。我记得华润集团曾经发行过债券，专门用于制药企业的收购，联想集团也发行过债券，专门用于对联想投资进行这种PE的投资，这样一些尝试，我觉得都是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实际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可以为中国的各类企业的并购行为，提供比较好的一种融资的服务。

　　我也相信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规则的进一步完善，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企业并购活动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多样化的服务来实现，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体会。

　　第三点体会是，我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还需要为并购活动提供更加高效和优质的融资服务，应该说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随着国民收入和财富的不断增长，我国高储蓄率所带来的这种金融的资源累积是十分丰富的，仅在银行体系的各类存款资源就达到了差不多90万亿，如果要把其他机构的一些金融资源算在里头，我想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可以动用的金融资源是上百万亿的。

　　在金融资源十分丰富的环境下，如果有一个足够深的金融市场体系，应该能够为越来越多和日益多样化的并购活动提供过效和便利的融资服务。但是我们也看到，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很有体会，就是在你们从事并购活动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我们要得到一些这种融资服务的时候，要费很多的周折。

　　那么这里头我想除了中国金融机构本身可能还不够多样化之外，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还不够高之外，我觉得中国金融监管还存在着过严或者过多的问题。

　　我过去在推动PE行业制度建设和发展的时候，和很多的股权投资机构一起探讨过，包括坐在下面的方风雷先生我们都探讨过，就是中国的PE机构募资非常困难，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没有钱，而是我们这些拥有金融资源的机构他们受到很多的管制，告诉他你不能投什么，我在过去推动债券市场发展的时候，也面临同样的困惑。过去很多人都说债券市场发展是因为债券市场实行的这种几个部门监管制度不统一，然后有审批或者说是核准制。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你会发现有很多核准出去的债券它很不好发行，因为我们很多的金融机构他被上面的监管部门规定了什么样的债券你是不能投的。所以我想如果这样一些监管和规定如果不有所放开的话，它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

　　方面一：中国的很多机构投资者或者说是拥有钱的这种机构，它很难培养自主的投资决策和做投资组合的能力，因为他总是被上面的婆婆在管着，这是一个问题。

　　方面二：我们还会发现有很多的资产管理公司，像PE、创投，他们就很难通过正规的渠道向机构投资者，因为我们大多数机构投资者都是合格投资者，去募集资金。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他找其他的歪门渠道去募集资金，这样就特别容易带来非法集资等等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只是我亲身感受到的两个例子，就是如果我们在这方面，金融的监管，包括政府其他方面的监管。刚才刘主席也提到，就是政府所谓的非常严谨的审批等等这样一些制度，都能够合理地进行再造，合理地进行重新地规范的话，我觉得对中国金融机构，为所有的并购活动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将是十分有利的。

　　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政府的公务员，我们需要看到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具有巨大的并购的市场空间。我们需要认识到并购对推动中国未来的结构优化升级，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些改革和监管的这种优化，来为中国的各类并购行为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