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投资者都对中等收入陷阱有所了解，这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比如每年约1.5万美元，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停滞。经济发展放缓，经历多轮衰退，严峻程度不一。一方面，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纷纷回落，另一方面，将要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较贫困国家数量在增长。

　　中国还远不是中等收入国家。大多数城市的人均收入每年不足8,000美元。但在上海、香港、广州和北京，中国看上去更类似于东欧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比如捷克)，而非新兴市场国家。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大多数人每月只挣几百美元。尤其是香港这样的城市，更像东京和纽约，而根本不像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香港达到富裕水平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现在，从沿海开始的致富神话正向中国大陆更深的腹地推进，目前已延伸到全国的二线城市。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东部沿海城市已遭遇或即将遭遇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但因受到经济地位上升的中国人对市中心繁华地带住房和高档消费品需求的推动，因而仍表现出一派热闹景象。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当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时，这对全体中国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驻香港首席经济分析师黄益平及其领导的团队发表了一份有关中国经济的报告，这份名为《奇迹之后》(Beyond the Miracle)的报告在最后一部分写道：中国将能够避免出现整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局面。然而，他们并未低估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内面临的风险。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是一回事，从中等收入水平继续向前发展、步入西欧、美国和日本等令人艳羡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则是另一回事。

　　未能成功跨越至高收入阶段的国家的经历表明，丧失革新和升级的能力主要源于三个因素：(1)宏观经济、政局和社会的不稳定；(2)长久以来无法对资源进行有效分配；(3)对实体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

　　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是一份长长的风险因素清单，例如腐败问题恶化以及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在上文提到的城市中表现尤为突出。这些问题加上其他风险因素，能够轻易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出轨”，而且其形势的转变会和目前从出口向内需的转变一样迅速。

　　黄益平指出，他们认为政策改革和不同的经济力量应能解决很多问题。例如，通过快速提高工资水平、实行期待已久的利率市场化并深化改革等，当收入分配形势不再恶化而是有所改善时，中国可能会接近转折点。另一方面，政府最近加大力度惩治腐败，并默许社会媒体发挥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作用，尽管这种方式本身不足以根除腐败，但却是尤为鼓舞人心的。同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大幅改善，这将有助于本土企业家和外国实体在中国开店而不用担心他们的知识产权朝不保夕。

　　2001年底加入WTO后，中国已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法院体系以处理知识产权纠纷。国际社会的经验也表明，当本地的知识产权意识盛行时，此类保护措施的力度会大幅加强。

　　那么，哪些问题会让中等收入的中国在发展道路上面临出轨的危险呢？

　　1.环境恶化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众多地区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黄益平在上述报告中这样写道。巴克莱的这份报告长达25页，对中国的长期增长前景进行了分析。据一项统计显示，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16个位于中国。今年以来的新闻里充斥着对中国可怕空气质量的报道。考虑到纽约、伦敦和东京这些大城市在战后处理类似问题的经历，空气污染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容易解决，但要想逆转对环境造成的其他损害，难度则要大得多。例如，水资源的短缺已导致中国北方的地下水位快速下降。中国约三分之二城市的地下水被认为受到了严重污染。这些问题如不迅速加以解决，将很可能降低生活质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赶走投资并最终使中国的增长前景笼罩在阴霾中。

　　2.国有企业消耗的资源成本日益上升

　　中国的一切都是由政府来掌控，国有企业不但规模庞大，在革新方面也成本高昂，且行动缓慢，假如他们进行过革新的话。国有企业已演变为政府机构内部一个举足轻重的游说集团，并成为深化改革的障碍。由于享有灰色补贴和垄断特权，本身却并不一定具有竞争力，国有部门基本上都获利丰厚。与民营经济相比，国有企业占用了更多资源，但回馈了更少的产出。这严重抑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潜力。一个最能说明此问题的例子是，通过地方官员的腐败行为，或者在没有需求的地方兴建楼盘，银行贷款被大量分配给浪费惊人的市政开发项目。由于对国有部门和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仍然不得力，国有企业还可能带来财政风险，并成为引发紧张社会关系的源头。

　　3.金融危机

　　这是持硬着陆观点的人士预料的结果。金融风险在中国已呈上升苗头，这一点可以从重工业和地方政府的“过度举债”中反映出来。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表明形势已不容许进一步推迟对银行业的改革了。国际经验也指出，货币自由化往往会大幅提升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中国的银行业及其金融体系是否能够更好经受住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带来的可能冲击，尚无定论。

　　“我们认为，政府控制并缓解环境破坏、国企资源浪费和金融冲击这三个领域的风险的能力，将决定中国是否能够维持其增长的可持续性。”黄益平表示。“如果上述风险爆发，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崩溃，至少在短期内，会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