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

　　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成立，地方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如何看待改革，改革会从哪里突破？《第一财经日报》近日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原所长、经济学家张卓元。

　　张卓元曾参加过多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他认为，本轮改革将非常全面，并列出2020年在关键领域取得进展的时间点，足见改革决心。

　　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三个指向

　　第一财经日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被解读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新提法，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具体怎么分解和执行？

　　张卓元：这是继承和发展的新提法。1992年，中共十四大第一次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巿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巿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将会有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我体会，主要指向有三点。首先，解决政府对资源直接配置过多和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的问题；其次，解决巿场体系不健全、真正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问题。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有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的环境；第三，解决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些歧视性规定，包括消除各种隐性壁垒设置等问题。

　　改革推动权力重新配置

　　日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显示高层对改革的重视，外界此前担忧这一机构不够超脱，你认为呢？

　　张卓元：现在已经明确，习近平总书记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地方也被要求建立领导小组，仿照中央，一般是省（市）委书记任组长，省（市）长任副组长。

　　中央层面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超脱于国务院系统的部委，没有直接的利益纠葛，可以说相当超脱。我个人认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可以放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可以考虑两块牌子、一套人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是一个咨询机构，高级智库，没有什么审批权，没有什么部门利益。

　　日报：政府改革，以及新的超脱机构的设立，是否需要配合新的大部制改革，引起部委权力的重新组合？

　　张卓元：这肯定会引起部委权力的调整，简单而言，现在部委机构中涉及小组职责的权力会淡化，相关的司局也可能面临调整，可能会撤并。比如，国家发改委一些涉及到改革方案设计的部门，可能会作调整。

　　当然，部委以往都掌握着很多审批权，不会轻易放手。涉及利益的事情，推动起来比较难。国务院去年几次下放审批权，投资审批核准目录也已修改，但审批权的下放和取消注定非常艰难。

　　审批权的相当一部分下放给了地方，但地方一味追求GDP，加上地方的财力不足，可能会造成另外的后果。我想，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可能政府只设定一些基本的行业准入门槛，尽量减少审批，市场能调节的都交给市场，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日报：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十足，造成区域保护主义持续存在，地方政府在改革大局中需要怎样的调整？

　　张卓元：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过重，政绩考核也偏重于经济发展。这给地方很大压力，而且地方过于依赖土地财政，房地产市场如不景气会造成地方财力不足，转而通过各种手段发展经济，以期获得更多的收入。

　　这也是过剩产能清理不力的原因之一，地方政府没钱造成了各种看似不合理的冲动。现在也在逐渐调整，开始淡化GDP指标在政绩考核中的作用，促进地方领导更多地考虑环境、民生、安全等。但另一方面，还需要税收制度的改革，给予地方较为充足的财力。

　　日报：财税改革也是重要的领域，这次《决定》是怎么考虑的？会有什么具体举措？

　　张卓元：我认为应该给地方划定新税种，包括房地产税、消费税都应该原则上划给地方。国土部已经着手建设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这有利于未来征收房地产税。房地产税具体何时征，并没有确切答案，但我估计2020年前肯定会推出。

　　另外，在税收制度调整的过程中，要加强转移支付的改革。要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真正充实地方财力。

　　日报：你认为自贸区会成为削减审批权、以开放促改革的手段在各地推行吗？

　　张卓元：外界猜测说各地都在推自贸区，我认为不应该一窝蜂上自贸区。自贸区目前是试验性的，各地的基础条件也千差万别，条件不齐全搞自贸区效果也会打折扣，上海是各方面条件最为成熟的，其他地方没有上海的条件好。

　　价格和国企改革思路划定

　　日报：市场的基础是价格发现机制，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已经提了很多年，一直受到政府重视。你对价格改革的方向有什么建议？

　　张卓元：国家一直在推动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石油的价格已经实现市场化。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将会在主要的资源能源领域推开，考虑到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会通过阶梯价格制度保证民生，然后再稳步推动价格改革，朝着市场化方向走。

　　日报：外界对油气改革、电改期盼颇多，你认为会有大动作吗？

　　张卓元：电网和油气管网都属于自然垄断领域，要实行政府定价。但是，可以考虑在发电、售电环节引入竞争。同时，加强政府对自然垄断环节的监管，在能放开的领域都适当引入市场竞争。

　　油气领域价格形成已经在推市场化机制，但是在原油进口等领域，还是没有放开。对原油进口，既有资质管理，又有配额限制，已经跟现在的形势不符合。很多民营企业在国外有油田，但无法运回国，更无法以平等的资格参与市场竞争，这些都要改革，培育和增加市场主体。

　　日报：油气和电改都涉及到国企，国企改革是重点吗？

　　张卓元：确实如此，在地方产能过剩中，也有国企的身影。国企没有合适的退出机制，资产无法变卖。但也要注意到，比如电解铝这样的领域，由于引入了竞争，出现了国企大亏、民企赚钱的局面。

　　不排除民企在环保、安全等方面标准较低，但也足以显示民企在管理上的优势。国企没办法根据市场形势调整人力，不易裁员，亏损的时候也要保就业，也是国企面临的难题。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为非公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改组、与其他资本平等竞争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今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着力点。

　　日报：国企改革、民资准入、建立统一市场的关系是怎样的，金融领域是突破点吗？

　　张卓元：从上世纪90年代我国实施允许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改组的政策，由于国有企业大量上市，大大促进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中国上市公司相当一大部分是由国有资本参股控股的，它们是典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从1999年到2011年，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全国税收的贡献率是逐年提高的，1999年占11.68%，2005年占36.57%，2011年占48.52%。这充分反映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实况。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新投资项目要鼓励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总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仅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而且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国企的改革与对民企开放是一体两面，也是建立统一市场的应有之义，都要同步推进。要结合上述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方向，给予民资平等的市场准入资格。

　　在金融领域，应该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