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这些年来，中信证券的并购一直很活跃，前不久又收购了在全球拥有6000多家机构客户的里昂证券，请您谈谈这次并购对中信证券来说意味着什么？王东明

　　国际化是中信证券的长期选择。收购里昂证券完全切合境内证券公司的最优国际化路径，有利于快速提升中信证券的国际化能力，很好地吻合了内地证券公司“立足香港，布局亚太”的国际化路径。通过对里昂证券的收购，使中信在国际上拥有了最广泛的渠道，同时可以把中信证券在中国的业务优势和里昂证券的全球客户基础汇集在一起，为全球客户提供中国资本市场的产品及服务。双方还可以借助彼此的平台，协助国际客户进入中国市场。

　　由于里昂证券以亚太业务为主，此次收购里昂证券短期没有太大风险，中长期对于提升公司的境内境外业务的竞争力都有着实质性的推动。收购里昂证券可以实现境内外业务的有效联动、提升中信证券的境内业务竞争力。依托于里昂证券的品牌、综合服务能力和客户资源等，中信证券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跨国投行，以及未来的国际板等领域都将迅速提升竞争力。未来将在强化自身境内业务能力的同时，继续依托中信证券国际开展跨境业务，并通过收购与自身业务模式高度互补的里昂证券，提升在国际业务板块中的话语权，为中国及国际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不错，现在中信证券经过几次并购的确壮大起来了。中信证券早在2007年就开始尝试海外并购。但中国证券行业与银行相比，突出问题是证券公司规模太小了，容易倒。在2001年到2005年证监会综合治理的时候，不少证券公司存在违规现象，三分之一的证券公司垮掉了，我们一直在坚守与跋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壮大了。比如中信证券收购了青岛证券公司，收购了浙江的证券公司，还把当时所谓的三大证券公司之一华夏证券给收购了，并且做得很好。再比如，华夏基金，我们与管理层一起努力也把它做到很好，当然这中间几经周折。作为被称作大型证券公司旗舰的中信证券应随时准备着，敢于做各方面的尝试。

　　记者：作为一位资深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您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有哪些？王东明

　　简言之，我觉得这里很多是结构的问题。从基本道理讲，资本市场是最市场化的东西，但现在行政化色彩比较浓，因此改革首先就应当坚持市场化去行政化。经过这么多年的改制，政府的干预相对来说小一点了，但是总体来讲咱们国家金融行业基本上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国民经济当中起的作用非常大。截止到今年二季度末，金融总资产近127万亿元，银行差不多占110万亿元。剩下的保险业占4万亿～5万亿元，证券行业只有1万亿元，资产规模实际上基本属于中等偏小的银行吧，现在连信托业增长都比较快。资本市场本身，像股票、债券直接融资的这一块，实际其规模也不小，截至10月末，股票市值22万亿元左右，中国债券市场现在发展比较快。截至10月末，债券托管量为23.27万亿元左右，债券市场规模已经超越了股票市场。很多发达国家直接融资这一块一般相等于或者大于间接融资量。中国倒挂严重，什么都到银行贷款。

　　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归根结底是按照行政的走，还是按照市场方面走的问题。所有的股票都是层层审批，效率就非常低了。另外批准的过程实际是隐含着政府的担保在里面，其实有些情况很难说。无论招股说明书还是招债说明书，股民与投资者就不用看了，因为被批准了，被认可了。因此，股票上市总是一开始是非常高的，这种情况下形成不了市场。

　　我国的证券市场目前还算不上完全的市场，还不是经济的晴雨表，有很多行政的东西渗透在里面。中国现在面临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因为中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以后再也看不到10%的增速了。现在已经近50万亿元的经济总量了，如果每年都按照10%增速的话，分母太大了，分子上升的速度必须特别快才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率。同时，我国已经到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中后期，高速增长实际已经逐渐缓下来了，这里面实际上积累了很大的风险，特别是银行业。因为原来银行是为整个经济提供血液的，起到主导作用。每年差不多都有五六万亿甚至六七万亿元的新增贷款，多的时候，像2008年4万亿元刺激政策的时候，一年差不多有10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中国的资本市场最高的一年的股票融资额大概超过1万亿元，一般七八千亿元，和银行比起来差得很远。银行风险虽然在逐渐降低，但风险都放在表内，一旦出了问题，危险是很大的。

　　记者：您认为改革就是要坚持进一步的市场化去行政化过程，能否请您对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一个扫描，改革到底应当从哪里入手？王东明

　　的确，以历史的眼光看，有些关键问题的脉络是十分清楚的。回顾30年来的改革开放，在1979年的时候，国家经济几近崩溃，连一个食堂也国有。在农村，生产队什么都得管。那时提出一切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没有现成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30年的改革开放，大量的东西都在改，能量在巨大地释放，就是因为行政管制放松，最终变成市场化了。

　　最初的改革是从经济的最下游逐渐向上游追溯的。当时，也就是从小饭馆开始承包的，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理。那个时候的小商贩先搞活了，逐渐往上游推，像纺织厂、纺织品等领域。由此再往上走，逐渐到石化、到乙烯，再往上就到了石油。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推进，改革的星星之火由所谓的最下游逐步走向最上游。最上游的一部分便是国企，大部分的下游企业基本都是民营企业。30多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咱们国家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个过程中，我认为国有企业有一定的改变，但是还需进一步改革。

　　当前，国际市场疲软，增长速度逐渐降下来。大规模的城市化工业化逐渐放缓了，放缓了之后机制并没有跟上，尤其是现在的放缓。比如我国传统工业的产品现在都应该无愧于世界第一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全世界第一的时候也就是产能过剩的时候。如全国的钢材生产能力是七八亿吨，消费需求也就6亿吨左右，那两三个亿的都亏损了。体制跟不上，这种现象还会持续。比如某个钢铁公司，每个月亏损10几个亿，因为各大钢厂都是当地政府经济发展的一个象征。税利、用人等都有很强的依赖度。比如包钢是内蒙古最大的，太钢是山西最大的，鞍钢是辽宁最大的。任何一个钢厂都在当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认为如果按照市场原则来看，现在两边都生产1000万吨，若把两边合并，减掉一些人，总共加起来生产1200万吨就够了，就可以减少800万吨多余的产能，然后由市场逐渐把多余的产能剔除，再经过一些购并，产能和消费就逐渐平衡了。总之，得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否则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势必积重难返。我认为咱们现在是处在特别痛苦的转型期，应当非常审慎才行。

　　记者：在转型期聚集了很多矛盾，您认为怎样才能突破困境？王东明

　　我觉得国有资产应该逐渐资本化。国企的症结来源于过于集中导致的垄断，比如某企业市场好大力扩张的时候一年可挣100个亿，然后就到处去扩张投资，到处买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船队却无货可运，停在世界各口岸上，最后迫于昂贵的租金，就把船弃之不要，造成巨大的损失。现在，同样在一个行业里，企业与企业人员的工资可以差五六倍。这就是垄断，如果放开竞争结果不可能是这样。

　　比如说钢铁业的改革，国企可以始终处于引导性的地位，我认为有些厂子可以逐渐民营化。国企应该带动行业的发展，使咱们国家的工业水平提高，带动就业带动税收。这些才是根本的。现在很多人觉得，这么赚钱为什么要放弃，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国家的强大才是国有企业的使命，并不单纯是这个企业要赚多少钱。

　　国有企业的股权应该化整为零，用于社会建设，然后通过长期投资，为社会积累财富。同时，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市民的安全、医疗卫生、教育等。咱们的地方政府现在做的都跟个银行家似地，跟你谈地价，大搞招商引资这些东西，偏离了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了。如何破解现在的难题，我认为还是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对于国有大企业包括大银行，进行股份制再改造，吸引更多的民营资本参与其中。

　　记者：中国资本市场怎样才能提高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王东明

　　一句话就是坚持市场化原则、坚持创新。资本市场我认为有两个最基本的功能，一是可以最好地配置资源，第二是分散风险。银行贷款单笔数额大，一旦出险，风险都集中在银行。发债券就不同了。面向社会发，可能有成百上千的投资者。所以说，为什么西方资本市场比较发达，我认为它们最好地利用了金融市场分散风险的功能。同时，它们的机构投资者多，大量的为机构投资者提供服务的机构也多，各种研究所、评级公司，它们很重视基础建设，给社会提供很多可以共享的资源。比如这个公司发的债券是不是有投资价值，一下子就能查出来。咱们的证券市场目前尚算不上完全的市场化，不是经济的晴雨表，有很多行政的东西渗透在里面。美国的市场跌了，咱们肯定跌，但是美国的市场涨了，咱们不一定涨。

　　记得1997年的时候，美国基金的购买份额已经超过整个存款的余额。咱们现在零售存款差不多40万亿元，而基金的份额差不多2万亿元。发达市场的基金品种很多，有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各种不同的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都有适合他的产品。中国现在就做不到，我们是所谓的零售主导，目前为止，大概80%是散户，股民不愿意把钱交给机构。而同时中国存在两多两难问题，即民间的资金多，投资难；存款多，但是中小企业得到钱的渠道难。我们还存在着不少多头监管、市场分割的现象。保险资金不能进银行间市场买东西，银行不能到证券市场买东西。

　　当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创新能力不足，监管能力也不足。强调审批的环节太多，市场准入门槛很高，一旦进入市场后，对行为、过程的监管就缺失了。进入成本很高，违法违规的成本却很低，这样的市场无法做到高效。的确，近期资本市场参与者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非但没有享受到资本市场发展的红利，反而还损失很大，所以大部分人都离开了。发行体只有在融资的时候才去。越来越少的人关心股市，因为他的利益跟股票市场没有很大关系。股票市场没有人关心，人气不够，情况就会更差。我一直认为要真正加快市场化改革，不能什么东西都要审批，应当发挥证券公司的作用。

　　对某些与市场化不相符合的法律规章应当及时地修改。比如证券法规定不允许银行的资金进入股市，不允许企业炒股。这根本不是市场化的东西。企业有一些闲钱当然可以炒股。不让机构的钱进来，导致机构投资人太少以及短期炒作太多的结果，因为股市增长价值和财富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咱们国家不少人认为股票市场是个投机的市场，很少人认为是投资的市场。这种印象必须扭转，要通过深化改革，包括清理修改现有的规章制度还原市场的投资功能。

　　记者：那么在进行深度的市场化改革中，券商应当起到怎样的作用呢？同样用“贡献度”概念，您认为中国的券商应当怎样提高对于中国市场的贡献度？王东明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到今天，从0到20多万亿元的规模，证券行业本身发展得相对缓慢，所以证券行业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按道理，证券行业的本质应该是市场组织者、流动性提供者、产品创造者、产品销售商、交易对手方。而现在由于限制过死，证券行业仅扮演通道的角色，这过于简单。整个证券行业在金融的大版图中逐渐被边缘化，我们国家间接融资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政府的过度管制导致了证券市场创新能力缺失、资本市场金融产品缺失。我国的金融产品创新一般由政府主导，而政府主导产品创新的决定过于审慎，周期过长。并且，政府对现有融资产品严格审批，不仅控制金融产品数量和规模，也限制市场参与者的业务类别。然而，金融产品的短缺与投融资需求的旺盛正是我国资本市场面临的主要矛盾。

　　我们的证券公司有四张牌照，即承销牌照、经纪人牌照、资产管理牌照和自营牌照，现在加了一个直接投资的牌照。这五张牌照，中间很多都是割裂的。面对全球的市场竞争，证券公司现在越来越边缘化，根本弄不清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的本能是什么。资本市场在“十二五”期间可能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中国目前经济需要进行大规模结构改造、产业升级，在这一点上和这个五年、十年相比，证券市场绝不是可有可无，比如银行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就可大有用武之地，人民币自由兑换、资本开放，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做。但是需要进一步放松管制，才能释放整个市场巨大的创造产品的功能。

　　谈到中信证券，我们的盈利水平和市值在全球居前列，仅次于高盛。但我们的负债率不高，现在市净率（PB）大概只有一点几倍。人家的负债率都超过10%。现在咱们国家的银行，中信银行和工商银行没什么太大区别，同质化太严重。我们与最小的证券公司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你看巴克莱和汇丰的区别给人的启示就会知道，不要设定疆界，只要有发展空间，大家都会不断地做。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模式就不断地变，最终就会形成了差异化。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金融机构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还应当有些怎样的改进？王东明

　　实体经济要是好了，金融服务业就好，实业兴、百业兴。我开头提到金融总资产中银行占比过高，四大行占了60%，太集中了。现在整个世界，是混业、分业，再混业、再分业，越来越朝着分业化进行。从这次金融危机以后，银行太大了会产生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像我们国家的一些超大的国企，按说应当首先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实际并非如此。美国一共1.5万家银行，大的像花旗等，小的就是社区银行。咱们国家现在有3000多家银行，实在太少。银行都想向国际化发展，这是不对的，按道理，地区商业银行就应该在地区，不应该出去，不能往上做，应该往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