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胡舒立 王烁 王端

　　二三月之交，和记黄埔年报公布之际，85岁的李嘉诚再度成为媒体聚焦人物。他在香港中环长江中心9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旗下零售连锁屈臣氏两地上市的安排，并强调：“香港一定是其中一个上市地点。”他希望外界能以平常心看待其家族的投资。自宣布将“长和系”交棒给长子李泽钜之后，已经连续一年没有现身集团记者会的李嘉诚突然现身，引发了到场近百家中外媒体的关注。

　　完全没有退休打算的李嘉诚，虽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注目的焦点，但连月来，正置身于猛烈的舆论漩涡之中：2013年7月，李氏财团旗下和黄公告称正在考虑出售百佳，香港随即哗然，批评李氏撤资的舆论随即充斥整个大中华地区。2013年岁尾，财新记者对李嘉诚进行了两次访谈。此后数月间，又作过多次补充，最新一次补充在3月4日。李嘉诚谈香港然后谈自己，谈其商业决策依据和全球化战略思路。

　　解决问题，而不要停滞在愤怒情绪

　　问：民粹主义近年在香港开始出现。背后根源是什么？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怎样才可使香港社会向良性的民主过渡？

　　李嘉诚：全球均要面对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这对各个政府来说，是颇为困扰的，但切忌“情绪政策化”，因为这是个大滑坡，会造成恶性循环。

　　我自己是穷出身，经历家徒四壁的滋味，这是刻骨铭心的。我很明白天天要担忧生活的感受，滋生民粹乃人之常情，但社会的重点是如何解决问题，而不要停滞在愤怒情绪的阶段。

　　面对社会基层问题日渐复杂，只从扶贫的思维出发，是解决不了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很遗憾，不少政客只会推波助浪，结聚愤怒，视之为得到选票、得到权力的平台，比聚焦解决社会问题更重要。如果社会因为太多纷争而停滞不前，经济发展政策没有朝气，对任何阶层，都没有好处。

　　要实现社会向上流动，解决跨代贫穷，教育改革是必由的，投资教育失当、推行教育改革不当，是对未来的一种罪行。面对科技日新月异，工业化替代力日强，精准自动化，给“生产队伍”提供再培训，已是刻不容缓。

　　香港须自强

　　问：面对近年的内地与香港矛盾问题，包括高铁事件、奶粉风波，内地孕妇来港产子，是否可以推论，普通港人认为他们从内地的经济腾飞中获得的福利有限，而受到的冲击更大？你认为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应该如何化解这些矛盾？

　　李嘉诚：正如我之前所述，香港人是很真心的，我们不要被社会一些表面现象，扭曲港人对民族认同的心；我相信，认真沟通和包容，可化解矛盾。

　　香港地方小，若因为资源安排分配问题，令到部份香港人有所感受，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应该真心欢迎所有访港旅客，正如我们出外旅行，也想得到别人的礼待，若对旅客说出一些令人难受的说话，那是不应该的。针对资源不足，导致市民不便的问题，政府应尽快检讨。

　　问：中国上海自贸区的推出，对于香港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冲击，因为香港过去引以为傲优势，如一些开放的政策，随着内地的开放，这些优势将逐渐减弱和消退，在这种情形下，你如何评估内地进一步开放对香港的影响，香港应该如何应对？

　　李嘉诚：上海是内地开放改革以来，取得辉煌成就的城市之表表者。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对很多专业、商界来说，这是天大的机会，很多朋友恨不得立刻参与。自贸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

　　综合看来，自贸区吸引外资、引进技术、旅游服务、金融保险等多项业务，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合作的机会多得很，对香港商界都是好事，我亦要说一句我一向服膺的话︰“自强不息”！

　　自贸区产生的涟漪效应，香港也会受惠。此外，认真地与广东合作，对香港来说亦是生机处处，不少现在和未来的问题，在双方由衷合作的基础上都会得以解决。

　　香港需要解决人才缺乏的问题。要知道由内地及海外引入优质专业人才，不一定打击本地员工的士气，经济一进入良性循环，必然会带动及制造更多就业机会。于1990年代初期，以色列在俄罗斯犹太移民大量涌入之前，原本只拥有6万名工程师，不足够应付高科技先进产业人才的殷切需求，随着80万俄罗斯移民进入，带来了20万名工程师，问题得以解决，并带动经济发展，值得香港借镜。

　　全球化投资心得

　　问: 你是投资全球化较早和最成功者的华人之一。你怎样在全球作战略布局？

　　李嘉诚：集团现在全球52个国家有投资和营运，除了香港与内地和亚洲区外，还遍及中东、欧洲以至远及美加、中南美洲。旗下业务主要包括基建、零售、能源、电讯、地产、酒店及货柜码头等。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的不同行业的表现各有其循环起伏，有助集团平衡营运风险。在全球经济的发展定律中，行业间会在不同时期出现不一样的周期性发展，例如，有些时候能源行业会表现较好，有些时候则是地产或零售行业较好。长和系业务的全球性布局，使我们即使面对2007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仍然能够保持稳健发展。

　　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实在令人应接不暇，但同时作为一家国际性综合企业和负责任的上市公司，必须留意投资国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变化，对经济发展循环及业务回报条件要抱有高度警觉，我有百分之百的责任去保护股东的利益。

　　公司自1980年代起已开始海外投资，因为当时我知道香港的几百万人的市场发展规模是有所限制的，今天证明这决定是健康的。例如我们全球的零售店铺有12000家，其中香港只占600多家，假如在香港多开300家，就算是增加就业，但批评将不绝。目前和黄的香港业务占全球投资比例约15%，长实在香港的投资占全球约三分一。

　　过去多年来，公司在许多国家都是当地最大的投资者之一，例如加拿大、英国、澳洲、荷兰、意大利、瑞典及奥地利等。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明白，为营商者提供稳定的政经环境是非常重要，商业发展成功才能为社会带来就业及繁荣。一直以来，我每天都会检讨集团的投资和营运策略，生意规模大小及资产布局，视乎业务所在地区或国家的政经状况而决定。

　　集团以香港为基地，绝对不会迁册。我们常常积极寻找香港的投资机会，然而因政府的政策很多时候令人消化需时，故我们在港的投资步伐或未如其它国家地区那么快。集团继续保持一贯稳健务实的作风，确保在多变的经济环境下，业务仍能保持佳绩。

　　问：你旗下集团近年在欧洲市场大举收购能源公用行业。你如何整体评估欧洲业务？业务重心向欧洲市场倾斜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李嘉诚：欧洲经济复苏迹象越见明显，其中德国预期2014年的GDP会有1.7%的增长，至于北欧其它多国的增长都是乐观的(根据欧盟数字, 今年第三季欧元地区(EA17)及欧盟(EU28)的国民生产总值, 按季升0.1%及0.2%；与去年同期比较, 欧盟(EU28)更是上升1%)，连情况较差的希腊，GDP“负增长”亦有放缓，因而集团在欧洲的业务前景是可以说审慎乐观。

　　欧洲各国本身亦拥有很完善的法律制度，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给予内地及香港人不少投资机会。

　　集团在瑞典、丹麦、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等均经营业务，生意挺好。如北欧的几个国家，经济非常好，现在的奥地利比德国还要好。集团2013年在欧洲赚的钱已比2012年多，相信2014年在欧洲赚的钱还会比2013年多。

　　当然，欧洲有一些国家的经济有问题，如法国被福利主义“拖死了”。我们在法国有业务投资，但不是非常大，有一天法国一位部长与人数不少的随行人员来港与我见面，问我为什么在英国有这么多投资，而法国则比较少？我说，我在英国做的事在你们法国做不来的：第一，英国的税率是20%，你们的税率却是全欧洲最高的；第二，按英国的法律，今天企业控告政府，输了，明天再来投资，英国政府仍会欢迎；第三，法国经济差，但无法调整欧元的汇率，英国政府需要时可以将英镑汇率下调，缓和经济问题。

　　问：环顾全球，正处在一个关键的不确定时刻。美国QE正在退出；日本搞安倍经济学，三箭已发。中国、日本、美国，这些重要的经济体都在关键时刻，只要有一个发生问题，影响都是世界性的。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反馈，这是当前投资者面临的复杂现实局面。你有什么建议？

　　李嘉诚：先说美国，美国面对问题也不少。本来，随着页岩气和石油这些天然资源业的发展，对美国经济是有利的，美国的科技和教育的多元竞争力是领先和灵活的。美国宣布短期间可于页岩生产的油或天然气，可令美国有足够的能源自给自足，但在过去的两三年间，专家们持有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不容忽视。虽然有人相信美国的能源将能够纾缓美国部份赤字问题，但现在不少人对此大有怀疑。

　　至于日本，跟随美国大量印制钞票，制造通胀，有利出口，但日本面对资源欠缺和人口老化的威胁，其制造业的劳工平均年龄是40多岁，而韩国是30多岁。

　　中国的新领导层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策，将能引领国家走向正确和辉煌的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才是最大的经济试验。三十年来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沿途纵然有波折，领导人无畏无惧，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这种决心，对美国和日本当下面对的困局，是可以借鉴的。

　　美国经济较欧洲容易复苏，美元仍属世界第一货币，对于人民币，改革路途无论有多困难，只要能够自由兑换，国力就会更强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别人要沽空并不容易。因此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

　　美国负债大，财政问题不容易解决，赤字不断增加，不过美国可以印钞票；日本的国民爱国，也通过印钞来改善经济，但其经济根基不及中国；如果中国能实现自由兑换，那么这个地图就更大了。

　　下一个大机会

　　问：过去几十年，香港地产是一个大机会，然后全球化是一个大机会，中国市场爆发是第三个大机会，这三个机会你全都抓住了，下一个大机会是什么？

　　李嘉诚：无论美国，以至全球，都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科技对劳动力带来的挑战。基层劳工的边际劳动力可以是零的。

　　每间公司都花尽心思提高竞争力，用科技、用数据开源，那么如何节流？随着产业机械自动化，劳动力需要越来越少，一些工种的失业情况只会持续增加，这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唯一出路就是靠投资教育，推动改革，培养下一代懂得解决问题、懂得沟通等计算机不能取代的能力。

　　产业有两种，传统事业还是会有的。至于新的科技，你一定要马上抓住。

　　以制造业“改进过程”为例，有了科技，生产过程只会不断优化，对未来的制造业带来很大变化。你看这个杯子，现在是用自动化技术制造出来的，若加上人工智能技术，等於在制造过程中注入“思想”，它能够告诉你如何改善生产。

　　从前工资便宜，土地便宜，现在未必是绝对有利的条件。以中国的制造业来讲，现时面对不少挑战；最近有一种儿童用的手表手机(Myfilip)，跟手机互通的，生产过程只在办公室里进行，180万元的投入资本，就可满足一万个产品的需要，根本不需要为了降低劳工成本而在中国设厂生产，因为所用的工人不多。

　　再比如说，我有部分投资的一间以色列公司Kaiima，发展了一种农业新技术，用一样的水，一样的土，农产量可以增加30%，并没有使用转基因技术，这个不得了！我原本打算，帮中国争取五年的先机专利，帮助农业增产，但可惜最终没有成功。

　　在以色列，当地的土壤不太好，当地人就说，“土地不能滋润我们，我们就用脑袋滋润土地。”

　　我是一个傻气的人，如果没有傻气，不会办汕头大学一办30年。如果为了赚钱，为了名跟利，要我鞠躬屈膝，我不肯的；但如果为了自己的基金，教育、医疗，或者民族大义，我就都可以做。

　　下一代商业领袖

　　问：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问题有很多争论，很多人认为AB股制度或者阿里巴巴所称的合伙人制度，不利于保护小股东权益，也有很多人支持马云的看法，认为唯有创始人才真正关心企业的未来。作为一名杰出的商业领袖，你是如何看待企业创始人与投资人的关系？怎样的治理架构才能保持企业的良性发展？

　　李嘉诚：首先，对于港交所的决定和运作，不作评论。

　　另外，马云先生年轻有为。对我们民族来说，最重要是代代有杰出企业家，能够投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见到成功的中国企业家，我内心只会为他们鼓掌打气。就如朋友打高球时又远又准，我们也会高叫一句：“好球﹗”

　　问：提到马云，他前段在香港见记者时说到，如果上市成功，阿里巴巴市值比香港四大地产商加起来还要多，香港这套做法已经过时。你怎么回应？

　　李嘉诚：年轻人、中国人有新的做法，真的是好事，我们需要多一点人才，这只会更好！绝不会因一句话而介怀，可能人家也误会他。

　　问：你在新科技领域有很多投资，如何点评全球最近一轮的互联网企业并购潮？对于资本市场而言，现在这些高科技企业的估值已经很高了，有人认为将会出现2000年前后的dot-com泡沫破裂事件，对此你如何看待？

　　李嘉诚：我个人认为，今天科技领域推动着各行各业实际的改变，这次改变，本质上与2000年完全不一样。 我跟很多年轻创业人交谈的时候，发现他们有股很大的热情，改变着我们所认识的“世界”。 他们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若今天这个行业能重新开始，我们会以今天的模式运作吗？”以科技改变运作的方式，是很大的动力，特别是那些能带给现状更高效，更精准运作，更价廉物美的选择！各行各业，都要对运作上的改变高度注意。

　　问：你和几位香港商界领袖已经站在顶层几十年，再没有出现像你们一样的人物，给外界的印象是香港商界领袖无人为继，这是香港整体营商环境的变化造成的？如何评估中长期香港商界的发展？

　　李嘉诚：香港代代都有能人，今天他们都受到良好教育，只要专注企业发展，敢于面对挑战，放眼四海，机会多的是。

　　正如马丁 路德 金所说：“我们很多时候要接受眼前的失望，但必须永不放弃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