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企业的微观经济管理与国民经济的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加强经济调控和企业内部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有了新的发展，出现在了一些新的特点，研究当代西方企业管理工作的发展及其特点，不仅对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及其矛盾的加深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探讨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发展规律，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企业管理工作的“社会化”
战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企业管理日益超出个别企业的范围而与各种形式的社会化管理相结合，呈现出企业管理社会化的趋势，其主要标志有：
一、企业生产管理的协作化
从工业生产来看，战后企业之间生产管理社会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企业之间的联合与协作：另一种是垄断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联合攻关与协作。在这种协作体系中，大企业一般只承担某种产品的关键部件的生产和组装，大量的零件部件、毛坯和工艺加工，以至后勤服务，则由中小企业完成。例如，美国波音公司B-747巨型客机的研制和生产，就是在1100家大企业和15000家中小企业之间分工协作基础上共同完成的，大企业之间以及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联系表现为直接合作或间接合作，各企业按照大企业的生产决策和对产品的关键部件、零部件和工艺过程的生产和加工。这样，在生产协作的基础上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日益超出自身范围，形成企业之间生产管理工作的社会协作，企业管理的社会化程度就越高。
从农业生产来看，战后，由于农业内部分工，特别是农业的工艺分工以及农业和其他部门分工的发展，从面使农业生产和工业、服务业等部门日益密切地结合起来，形成为现代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体系。这样，传统农业生产的个别管理便逐渐被现代化的农业的社会化联合与协作管理体制所代替，这就是战后出现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农工商联合企业是组织和管理现代农业的新形式，也是农业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形式。
二、企业管理手段的社会化
随着企业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企业管理手段（如会计、审计、咨询等）也相应地向着社会化方向发展。下面以审计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审计是对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活动和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重要手段。资本主义企业审计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弊端审计。从1844年英国通过有关股份公司审计法案到20世纪20年代。这个时期，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日益分离，也就是财产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日益巩固分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股本所有者的利益，必须对公司的财产和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于是，便出现了早期的弊端审计。弊端审计的目的是检查企业有无舞弊的情况，只有保护性质，审计报告的使用人主要是公司股东。（2）公证审计。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这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垄断阶段，由于金融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公司的生产活动和经营活动，不仅涉及到股东的利益，还涉及到社会许多阶层和方面的利害关系，如银行家、债务人、税务部门等。由于这对公司的利害关系具有广泛社会性，客观上要求通过审计向社会有关各界证明企业的经营活动的状况和公司财产财务情况活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于是企业的审计便由弊端审计发展到公证审计。公证审计的目的以审查公司财产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为主，其职能由保护区性发展到保护性各公证性并重。审计的使用人由股东扩大到所有同公司经营活动有关的外部人员。（3）管理审计。从本世纪50年代至今，在这个时期，由于某种原因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同的提高。在这种条件下，企业的发展，竞争的成败，进一步取决于包括利用信息在内的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与此相适应，企业的审计便由公证审计向管理审计发展。其审计范围由财产财务会计扩大到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审计的目的由批判性转向建设性，即转向促进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审计的职能由保护性、公证性发展到保护性、公证性和建设性三者并重，以建设性、公证性为主，审计的使用人包括股东、管理人员和所有有关外部人员。
从以上资本主义审计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企业审计由内部审计发展到外部参与审计，由一般审计发展到管理审计，充分表明随着企业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的提高，企业管理手段的社会化程度也在相应发展。不仅如此，自60年代以来，随着企业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包括审计在内的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工作职能部门，日益从企业内部分离出去，形成社会化的专业管理机构网络，卓有成效地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服务。
三、专业管理机构的网络化
专业管理机构网络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类是，原企业管理工作的许多职能逐渐从企业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专业化的社会管理机构；另一类是，为适应现代生产发展的需要，一些新的专门化的社会管理机构大量涌现。
第一类情况的有：专业会计事务所、专业资料公司、咨询公司等管理机构。它们面向社会生产，为各企业提供相应的管理服务。例如，美国的米切尔兄弟会计公司有上万名职工，专门承担国内外公司的会计、审计和其他财产财务业务服务。联邦德国的钦堡姆咨询公司，面向世界，咨询范围包括市场战略，企业机构设置、财务控制、产品库存、成本核算等等。第二类情况的有：70年代以来日益巩固兴起的信息公司、律师服务所、管理信息系统等管理机构。它们为各行各业探索社会生产发展趋势，顺应经济潮流，为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供各种各样的管理服务，例如，日本有家专门提供专利技术信息的服务公司，名叫“情报发展株式会社”。这家公司掌握了自明治维新时代有发明专利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专利技术资料，拥有世界第一流的信息存储、检索和服务的电子计算机系统。当某企业需要得到有关小轿车外形的设计资料，只要向发明协会提出申请，发明协会开出传票给电子计算机发出指令，电子计算机就会根据客户要求，输出自日本有汽车以来数千张完整的汽车外形资料。该公司每月输出的情报信息高达60-70万件，现已成为帮助日本企业掌握最新技术、改善经营管理、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社会化管理工作服务项目机构。这家公司总部的负责人说，他从每天输入输出的大量情报来源中，可以听到日本企业发展的脚步声，整个日本经济跳动的脉搏。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将分散的职能部门信息系统组成网络，把分布在49个州的85个销售办事处、11个州的18个生产分公司集成一个系统，随时接收、分析所属单位的有关销售、库存、货运、财务和信贷等方面的信息情况，迅速作出决定，及时调度管理。
由上可见，当代资本主义企业管理通过企业生产管理协作化、企业管理手段社会化和专业管理机构网络化而日益超出个别企业的封闭管理，呈现出企业管理社会化的发展趋势。
西方企业管理的“文化化”
从对管理因素的不断开拓和企业管理重点的转变来看，战后西方企业管理工作经历了一个从“人、财、物”管理到“战略”管理再到“公司文化化”管理的发展过程。“公司文化化”是80年代以来西方企业管理的最新成就，故本节冠以“西方企业管理的‘文化化’”。
一、50—60年代企业管理的重点——人、财、物的管理
战后50、60年代，由于美国经济发展水平高，并在资本主义世界居霸权地位，加之美国企业管理学的蓬勃发展，它的企业承包管理工作经验和理论便风靡西方世界。因此，这个时期里西方各国的企业承包有：从管理工作领域看，包括生产管理工作、产品管理工作质量管理、设备管理、人事劳务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技术管理等方面；从管理职能部门看，包括决策、计划、组织、指挥、调节、控制等环节；从管理理论和方法看，一是泰罗的以“科学管理”为基础的理论和方法，二是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劳动人事管理，“管人”的理论和方法，三是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工业的市场营销、财务会计管理，“管财”的理论基础和方法。
这个时期形成的上述西方企业管理工作模式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当时也是比较成熟的管理工作模式，基本上适应了当时大中型企业管理工作的需要。因为它在管理人、财、物等方面确立了许多具体原则和方法。应该说，从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泰罗）到60年代，在不到半个世纪里，西方企业管理工作从过去单纯靠个人经验和习惯进行管理工作，形成了上述一整套既有理论基础指导又有具体办法和管理体系，的确是资本主义管理工作发展的重大成就。
二、70年代企业管理工作的重点——战略管理
从泰罗制到60年代形成的西方企业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以提高企业效率为中心的，属于“封闭系统的管理方法”。但是，在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条件下，注意企业效率固然仍属重要，但更重要的则是适应多变的外部环境而及时做出战略决策。因为只有在战略决策正确的前提下，提高企业效率才有实际价值。这样，到70年代，在西方企业管理中便出现了由业务管理向战略管理转移的所谓“战略热”。
50和60年代，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和恢复经济的推动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了调整增长的势头，市场繁荣，供需两旺。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上述一整套“封闭系统”的管理模式适应了当时企业管理的需要。到7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停滞膨胀”的困境。这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反危机”政策，是生产过剩和市场狭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在这种经济基础“滞胀”的形势下，如何了解和把握市场的变化莫测，处理好企业与多变的外部环境的关系，即研究企业与环境关系的经营战略，便成了企业管理的主题。
所谓“战略管理”，是指企业从整体和利益出发，就经营目标、内部资源及其外部环境的积极适应等问题进行了谋划和决策，并依靠企业内部能力将这此谋划和决策付诸实施。所以，企业管理战略是一个动态过程，它具有以下主要特点：（1）使企业管理从封闭式转身开放式，由静态变为动态；（2）以未来环境变化趋势作为现时决策的基础，将企业日常管理工作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3）它使企业的总体目标与各种管理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适应环境的能力；（4）它是一种领导方法。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管理，把企业全体人员的行为变成统一的战略行为。总之，企业战略管理是一个多层次的因素的系统，它既包括调整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又包括调整企业自身的结构，既要重视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变动因素，也要注意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变动因素。
三、80年代企业管理的新动向——“公司文化”
60年代西方企业风行“封闭系统管理”，70年代崇尚“战略管理”，80年代又兴起了所谓“公司文化热”。公司文化对企业承包战略管理具有重要作用，二者相辅相成，已经成为西方企业管理的新特点。
“公司文化”是在比较美国企业管理与日本企业管理的根本差异中提出来的。这种比较发现，美国企业管理注重诸如技术、设备、方法、规章、组织机构、财务分析等“硬”因素，而日本企业管理则强调诸如目标、宗旨、信念、人和价值观等“软”因素。后者认为，起大家共同遵守的信念、目标和价值观，培育出同仁同心协力共赴目标的“企业精神”是管理中的“软”因素，与社会文化节有密切的联系，但又不是整个社会文化，而仅仅是反映一个企业的传统风貌的“亚文化”（或称“微观文化”），因此被称为“公司文化”。由于美日两国企业管理的根本差别不是具体的技术和方法问题，而是属于对管理因素的认识问题，属于最高层次的管理理论问题。于是，便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公司文化”这类软因素是企业管理的核心作用因素，是管理成败的根本关键，是管理学中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是普遍适用的“管理哲学”。因此，80年代以来，便在西方企业管理中兴起了所谓“公司文化热”。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西方企业管理学中所谓的“公司文化”，主要是指企业管理的指导思想、经营哲学和管理风貌。它主要包括价值标准，经营哲学，管理制度，思想教育，行为准则，职业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礼貌仪表和企业形象等。实际上是一种以价值观为核心对全体职工进行了企业意识教育的微观文化体系。西方企业强调公司文化的目的，在于把资本主义企业的价值观变成企业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念，通过共有的价值观进行了内化控制，使企业成员以这种共有的价值观念为准则来自觉地监督和调控生产、经营和日常活动，借以增强企业的内聚力、向心力和能动力，齐心协力实现企业目标。公司文化由于具有上述特点，它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对企业发展确有重要作用：（1）它用共同的价值观培养企业精神，可以增强企业的内聚力；（2）能激励职工奋发进取，重视职业道德，形成企业动力；（3）是企业进行改革、创新和实现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有助于提高企业对环境的适应性；（4）有利于改善人际关系，使群众产生更大的协同力；（5）有得于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声誉，扩大企业影响。基于上述，西方管理学认为公司文化是“左右企业经营成败的基础条件”，这是不无道理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资本主义公司文化对资本主义企业发展虽有重要作用，也有我们可借鉴之处，但是，在“文化”、“意识”这类问题上，则应更多注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公司文化，从本质上看，它是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例如，他们用所谓“价值观念”、“企业精神”等这些公司文化来激励职工献身，为社会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时，目的是要把商品顺利售卖出去，以实现资本的增值，获取资本主义利润，而不是为了人民利益和职工共同富裕。这同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观念、主人翁思想和社会效益观的社会主义意识和社会主义企业精神，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点，在我们贯彻改革开放方针中是应加以注意的。
由上可见，从纵的方面看，战后到80年代，西方企业管理工作的重点经历了一个从“人、财、物”管理到“战略”管理再到“公司文化”管理的发展过程；从横的方面看，当前西方企业管理是把“人、财、物”管理、“战略”管理和“公司文化”管理工作有机地密切地结合起来在一起的，这个发展过程充分发挥表明了战后西方企业管理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即在对新的管理因素不断开拓和对管理诸因素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到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即及时转换企业管理的重点，又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完善企业管理体系和措施，不断提高现代企业的科学管理水平。
西方企业管理的“民主化”
经理阶层的形成和企业管理“民主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管理发展中的两个重要的新现象和新特点。对此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回答，对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理阶层的形成和所谓“管理革命”
管理职能同企业所有权分离，是在社会生产分工和协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早期的资本主义企业，由于某种原因生产规模狭小，企业分工协作简单，是由单个资本家独立经营的，管理职能部门也是由资本家亲自担任的，后来，随着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股份公司经营方式开始出现并日益发展起来。在生产力社会化和股份公司发展的基础上，不仅企业的经营管理日趋复杂，而且企业的管理职能也日益同企业资本的所有权分离，出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说的特种雇佣工人——职业经理、厂长等。
战后在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有了更高的发展，企业资本的所有权和管理工作权进一步分离。因为现代企业往往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综合组织。管理现代化企业，需要一批有战略眼光、有预见未来、有开拓精神、有广博知识的专门人才。于是，现代企业的经营便日益依靠职业管理人员来承担了，形成了所谓“专家集团”、“经理阶层”。他们具有专门知识，精通业务，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学者据此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是由资本家掌握，而是由经理阶层控制了，企业权力已经转移到经理阶层手中了。这就是西方学者大肆鼓吹的所谓“权力转移”、“经理革命”和“管理革命”。美国经济学家贝利和米恩斯在1932年出版的《经理革命：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书，后来，贝利于1955年发表的《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布尔加雷思于1967年和1973年出版的《新工业国》和《经济和公共目标》，直到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于1980年问世的《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于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都是大肆宣扬上述理论的资产阶级代表作。
“权力转移”论和“管理革命”论认为，今天支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和社会的人，不一定是拥有生产资料的人，而是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掌握了一体化管理手段而享有支配权，这些人就是经理。①这种理论只是抓住和描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管理中的表面现象。其实，资本主义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既不是“权力转移”，也不是“管理革命”，只是资本主义股份企业经营方式的特点。马克思早就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到了帝国主义时期，随着垄断和股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分离日益加深。列宁说：“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但是，无论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达到何等到程度，企业总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有丝毫的改变。而资本家正是凭借他对企业资本的所有权，成为对企业生产和管理权力的唯一的最高的拥有者和行使者。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需资本家亲自担任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如何处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以内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5页。）在这里，马克思用乐器的所有者和乐队的指挥者作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企业所有权和企业管理权的分离，丝毫不意味着“企业权力”的“转移”，企业的一切经济经济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举了“工资”为例）仍然是由资本家决定的，而不是由管理者决定的，原因在于这种分离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制关系。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在股份公司里，即使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管理企业的“专家集团”、“经理阶层”，如果他们自身不是企业的所有者或资方代理人，不管他们有多少专业知识和管理才能，不仅不可能真正行使对企业承包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决策权，而且他们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企业的雇佣者，资本的奴隶。
二、管理“民主化”和所谓“劳资合作”
6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普遍所谓“民主管理”，吸收职工参与企业的部分决策、监督、检查和管理，其形式多种多样，有些已经制度化和法律化。下面举其中几种主要的形式。
一、公司董事会中的工人代表制：
1973年，瑞典通过的工人董事法，规定地方工会应委任两名工人和两名候补人员参加公司董事会（候补人员享有参加董事会会议的权利，但无选举权）。工人可以通过工人董事在董事会中参与公司的“决策”。联邦德国监事会的工人代表制定：监事会要由工人，股东的代表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中的工人代表数，1951年的法令规定煤炭、钢铁部门中产业工人代表数与资方代表数相等，1952年的法令规定，监事会成员中资方代表比工人代表多一名，主席由资方代表担任。监事会的权力是负责公司经营董事会的任免：对公司经营董事会进行了监督：对经营董事会的决策进行了检查。
二、工厂委员会中的工人代表制：
战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都建立了有工人代表参加的工厂委员会。例如，荷兰的工厂委员从1971年开始实行就对安全、养老金、利润分享、劳动时间和假日等问题有参与决策的权力。1979年的法令又规定把共同决策权扩大到工资等级、训练、福利、车间协商等方面，并规定经理不再兼任委员，委员都由工人选举产生，主席也由工人担任，委员人数为7——25人，任期限2年。经理人员每半年向工厂委员会作经营情况、年度财务、经营政策等报告。联邦德国、瑞典等国也都有类似的工厂委员会和规定。
三、公司职工建议制度：
据美国建议协会1971年统计，职工人数在1000名以内的公司，有6%实行了职工建议制度，最大的500家工业公司中有375家实行了这种制度。职工的建议被采纳时，不论重要性如何，一般都给予奖励，不采纳的也都说明情况，给予表扬。在实践中，这种建议制对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起着重要作用。据报道，日本和英国在推行这种制度中所花费的费用和由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之比是：1：30——1：50，即公司每投入1美元，可收回30——50美元。
西方学者把这种所谓“民主管理”，也说成是资本主义管理的一次社会变革，使劳资对立转变为“劳资合作”、“劳资和谐”，借此竭力粉饰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据说这种变革的结果，是管理人员和工人统治着企业和社会，企业中工人和企业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改变，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统治的“金字塔”被粉碎了，“集权机构纷纷崩溃”了，取代之而的是“劳资和谐和合作”、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互助的“网络组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的《大趋势》，都极力宣扬上述理论。
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推行的所谓“民主管理”和“劳资合作”，它是工人阶级长期以来反抗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斗争的结果，是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一种妥协和让步，它对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权力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民主管理”并没有改变工人在企业内部受剥削受奴役的雇佣地位。并且在董事会、监事会和工厂委员会中，又有种种限制工人代表权力的规定，如规定选举董事会主席选票不足2/3时，由股东代表决定主席人选。这实际上就是由资方霸占主席席位：工厂委员会对企业的投资方向和重大经营管理方针不能直接干预，等等。这就清楚地表明：“劳资合作”是假，借“劳资合作”行麻痹工人意识是真，“民主管理”是假，借“民主管理”行压榨雇佣劳动是真。据调查材料表明，1976年，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职工提合理化建议40多万件（平均每个职工10件以上），其中仅改变元町工厂用水方法一项建议实施后，每年为该厂节约开支192亿日元，相当于同年全公司支付给职工合理化建议奖金的45倍以上。由上可见，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的无权地位和受剥削的地位，不仅不会因为推行“民主管理”、“劳资合作”而有什么根本改变，而且它恰恰给垄断资本带来巨额利润，麻痹了工人的斗志，缓和了阶级矛盾和劳资矛盾，有利于维护巩固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
三、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和职能
生产管理是对社会生产过程的组织、指挥和协调、因此，生产管理工作如同社会生产一样，也具有二重性。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工作的生产过各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别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①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管理具有二重性并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一方面，资本主义管理反映生产力的性质和要求，执行合理组织生产力的职能，使生产要素实行优化配置和最佳结合，提高效益；另一方面，管理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的性质和要求，执行资本增值的职能，调节由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而引起的阶级矛盾和劳资矛盾，从而实现“资本尽可能多的自行增值”②。
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和双重职能，无论是在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结合的条件下，即管理职能由资本家亲自担任的情况下，还是在企业的所在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的条件下，即管理职能由雇佣经理来承担的情况下，其本质和特点是决不会改变的。如前所述，西方学者借口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以所谓“专家集团”、“经理阶层”和“民主管理”来否认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和双重职能，否认资本主义管理的剥削性和阶级性，完全是一种粉饰资本主义的理论，是根本不能成立的错误理论。
现代公司内部管理的“新变化”
战后资本主义公司由单一化经营到多样化经营的转变，所引起的大公司内部管理体制和决策层次的新变化，是当代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特点。下面来说明现代大公司管理体制和决策层次的新发展和新变化，从而可以看出，公司内部诸管理因素的变动和重新组合。
一、多样化公司的形成
战后60年代以来，在生产跨部门集中和混合合并发展过程中，大公司的多样化经营日益兴起。在多样化经营过程中，大公司把资本投到越来越多的部门，又在越来越多的部门中从事兼并活动，并且相辅相成，从而使它们生产的产品品种不断增加，经营的门类不断扩大，成为生产和经营多样化公司。现在，大公司的多样化经营已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少数现象，而是普遍的大量的现象。
下面以美国为例，看看大公司多样化经营的具体情况：
美国莫比尔石油公司，该公司除生产石油、天燃气和石油化工产品外，生产的产品还有：集装箱、纸制品、纤维滚筒、罐头等：经营的业务有：包装、印刷、出版等，还拥有389家百货公司。1977年，该项公司生产的产品和经营的业务包括23个产业部门，36个行业部门和46个产品部门。
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该公司除生产电信设备和从事电讯服务外，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该公司除生产电信设备和从事电讯服务外，生产的产品还有：交通运输和宇航设备、建筑材料和基建设备、化工装置、煤、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食品、卫生用品、肥料、草籽等；经营的业务：旅馆、酒店、旅游、金融、保险等。1977年，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和经营的业务包括23个产业部门、38个行业部门和46个产品部门。
美国比特里斯食品公司，该公司除生产种类食品外，生产的产品还有：拖车、机械设备、室内装置、厨房和旅馆设备、管件、化工产品、金属铸锻件、家用洗衣机、自动售货机、绘图仪器、办公用品、音响设备等。1977年，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和经营的业务包括19个产业部门、41个行业部门和64个产品部门。
混合合并促进了大公司的多样化经营，而多样化经营反过来又会推动生产的跨部门集中和混合合并。这是因为，一方面，多样化经营的大公司以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领域为活动范围，使剩余价值资本化的空间范围大大扩展，从而使投资活动冲破了某一部门及其规模的限制，使生产能进行跨部门的集中；另一方面，多样经营的大公司把自己的活动伸展到社会经济的许多领域，因而可供选择的兼并对象也就越多，这就为进一步的混合创造了有利条件。生产的跨部门集中和混合合并越是发展，大公司生产的产品品种就越多，经营的业务部门就越广，生产的跨部门集中混合合并也就越是加速，正是在这种混合合并和多样化经营相辅相成的发展过程中，一种新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垄断组织——“多元化公司”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了。
西文企业管理演进的原因及其局限性
战后西方企业管理的演进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现代生产力发展决定的，具体地讲，是在生产力社会化和生产的部门到生产的跨部门集中发展基础上，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自身范围的局部调整，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集中反映。下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跨部门集中是战后西文企业管理演变的基础
战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社会化”、“文化化”、“民主化”等等，都是现代科技飞速进步、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和生产跨部门集中兴起的必然结果。
首先，生产管理作为生产过程的有机部分，随着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必然会相应地获得发展和产生出新的形式。例如，战后资本主义生产从产品专业化分工发展到零部件专业化分工和工艺专业化分工，使最终产品的生产突破企业界限，使产品的生产过程分解为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各个零部件和工艺加工过程。在这种新的分工形式下，一种复杂的产品生产过程由个别企业完成转变为无数企业协同完成，相应地这种产品生产过程和管理，也就必然超单个企业的个别管理，而被企业之间生产管理的社会性协作所代替；同时，原属企业内部的某些管理职能也相应地逐渐分离出去，独立为社会化的专门管理机构。
其次，在现代技术日新月异条件下，产品更新换代很快，市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不断推出有竞争能力的新产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全面地迅速地及时地掌握有关方面的信息。这就使得企业管理日益复杂，特别是使用权基础管理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承担的职能越来越多，而基础管理是现代生产管理的基础，主要包括企业组织结构配置和调整，市场行情的预测和分析，成本比较和产品战略，以及职工培训等等，现代生产的这些众多而复杂的管理职能。必然相应地对企业提出众多而艰巨的要求。例如，要求企业管理者具有专门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要求劳动者具有“企业意识”和“创新精神”。而“专家管理阶层”和“经理阶层”的出现，“企业文化”的兴起、“管理民主化”的推行，正是适应这种种要求应运而生的。
再其次，在生产跨部门集中条件下，必然引起公司内部管理体制和决策层次的变化。例如，当公司生产在跨部门进行扩张和经营多样化条件下，在产、供、销等方面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差别的情况下，公司实行集权的集中管理是十分困难的，并且由于公司很难统一掌握多种产品和多种部门在产供销方面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的情况，因而有可能使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为了适应公司多样化经营的客观要求，必须改变公司单一化经营时统一管理和集权体制，而按照不同产品和不同部门实行分级管理和分权体制，生产的跨部门集中也导致公司决策层次的变动，即公司决策由公司层次向分部层次的转移趋势。这是因为，一方面，多样化公司对其多种生产和经营做出整齐划一的决策；另方面，各分部或分公司相对于总公司来说，实行的是专业化生产和单一化经营，因而它们对各自生产的产品和经营的业务比较熟悉和了解，让各分部或分公司根据各自的情况在生产上和管理上做出相应的决策，这不仅有利于各分部或分公司的发展，而且在总体上更有利于总公司的巩固和壮大。于是，就衔生了“事业部”这一产物。
二、西文企业管理发展的历史局限性
在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发展的推动下，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有不断社会化的趋势，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又必然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社会化的发展设置了天然障碍。这是因为，企业管理的形式和社会化程度，不仅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而且受到生产关系性质的制约。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微观经济管理职能或是宏观经济中的国家管理职能，都是以私人垄断资本的利益为转移的，因而它不可能解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以上讲到的企业管理社会化的各种形式来看。从本质上讲，这些社会化管理形式，不过是扩大了的大公司的内部管理，并不是全社会范围内的管理协作，因而也就不可能对企业生产进行整个社会生产所要求的国民经济管理的社会化协作。因此，生产社会化的不断发展，便要求产生出超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综合调节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超企业的社会管理和综合治理调节的职能，只能由资产阶级的国家来承担和行使。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调节，虽然突破了个别企业的局限性，是资本主义管理社会化的最高形式。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这就决定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同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和天然限度。这是因为，第一，资产阶级国家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国家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剥削雇用劳动的关系，而且要维护它们；（2）国家不可能摆脱资本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支配，如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等；（3）国家不可能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其他种种矛盾。第二国家不直接管理私人企业，而且也不能阻止私人垄断资本对社会性生产越来越多的占有。这就大大限制了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范围。因此，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宏观管理也不可能解决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所要求的有计划的管理国民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管理职能从个别企业内部分离出来和独立化的专业管理机构的出现，也就是从个别管理到社会化管理的转变，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管理的一次飞跃。它表明：一方面，社会化的生产管理越来越超出个别私人企业的界限而又不可能冲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框。这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自身范围内的局部调整在管理方式上的反映；同时又意味着它要求产生出超企业（即冲破资本主义私有）的社会管理和综合调节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这个矛盾的暂时缓解，就是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宏观管理。但它仍不能冲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限制。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管理社会化发展历史进程也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向社会主义制度过程，而管理社会化的发展也为这种过渡准备着日益完备的物质基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战后几十年来的资本企业管理，看似在演进中发展，实际上却是在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节节溃退，实质上就是在自我安慰、自我麻痹、自娱自乐中虚化“演进”。
（节选自《河南中青年领导干部论坛》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