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剑平、赵晓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

        编者语

　　顺应“天时、地利、人和”就要看清目前上海自贸区所处于的时空位置；“水清则无鱼”就要给区内企业生存的空间。自贸区只有在厘清定位基础上“筑巢引凤”，才能在全球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本研究认为：（1）可以“卢森堡模式”对区内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试验”；（2）借鉴东京离岸市场的“前车之鉴”，在满足实体经济需要的框架下，早日将那些早已成熟的跨境人民币衍生品业务在区内推进。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实现主导人民币产品的定价权和主要交易市场的两个必要“参考”。

      离岸金融税收的“卢森堡模式”

　　上海自贸区不是“免税天堂”（Tax Haven）。免税天堂要从法律上承诺予以该区内的非居民从事经济活动免除所在地的税收，与我们要建立的离岸金融中心（OFC）不是一个概念。离岸金融中心是一个移动的商业社会（Business Community），主要由会计师、律师、银行家、相关的信托公司等构成，而他们服务的对象则主要是那些想利用免税天堂形成机制来从事活动的人。免税天堂在地理上是被固定在某一地区；而离岸金融中心则是高度移动的，它可以在几个免税天堂中同时运转，为那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跳槽”的客户服务。将税收作为离岸金融市场的“卖点”是错误的。离岸金融中心只不过力图将那些想避开母国税收的跨国公司的资金“锁”在离岸金融市场上。而跨国公司却往往以“跳槽”（迁册等）相威胁，要求立法做出让步。这些跨国集团当出现问题后马上会逃离到他们原来的所在地——他们对离岸市场毫无忠诚可言。2008年6月英国的税收公正网络向下议院财政委员会提交了报告《避税天堂引发混乱》，要求创造一个全球框架来应对免税天堂与离岸金融中心引发的问题，诸如透明度、税收、金融稳定、腐败犯罪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问题。该文告诫发展中国家要避免离岸金融市场滥用（OFC Abuse）来争取客户和业务。离岸金融中心对国际资本的巨大诱惑力不断导致各发达国家的资本外流，跨国公司规避其在国内应缴的税收。发达国家为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为阻止大量资本流入这些离岸金融中心，全球、区域等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非官方机构（如OECD）频频向一些避税天堂型的离岸金融中心发难，称避税天堂的优惠税收政策为“有害税收竞争”，并发表了针对有害税收竞争的报告，强硬地要求这些具有避税天堂性质的离岸金融中心限期调整其税收及其他相关政策。这使处于弱势地位、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避税天堂面临强大的国际压力，需调整其已实施多年的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各种优惠政策。与OECD的报告相配合，不少税率较低的离岸金融中心被发达国家界定为避税天堂。有的国家采取列举方法，直接列举出避税天堂的“黑名单”；而更多的国家则以规定的税率为标准来判定避税天堂。由此，上海自贸区要顾及到目前的国际大环境。然而包括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还继续在发展，因此上海自贸区只不过要避开“免税天堂”的形象。根据上海所处的“天时、地利”来看，上海离岸金融税收的定位，可以根据其在岸市场功能的强弱来判断。

　　上海的“在岸金融市场”功能比新加坡要弱，但也不是那些没有金融市场功能的岛屿国。因此根据表内的顺序来定位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并非恰当。上海不妨可以参考卢森堡的做法。卢森堡主要向公司征收所得税及印花税。所得税允许有不可思议的大量税前扣除，其中三大项最为关键：（1）呆账准备金，由银行根据本身业务发展情况来定提取比例，卢森堡当局根本不管，也无提取比例的具体规定；（2）国家风险准备金，最高标准可在税前提取80%至90%；（3）税前折旧，一般无具体规定，由企业自己定，税务当局给予承认。上海可根据区内企业与实体经济联系程度和其相应社会贡献进行灵活的“税前扣除”。这样不仅可避免被列入国际社会的“黑名单”（被制裁），而且可让自贸区的“水”能养“鱼”（跨国公司）。目前可重点考察金融服务和实体经济需求的匹配情况，以金融机构满足需求的程度作为税前扣除的衡量标准。在必要时，监管机构可以要求金融机构提高“透明度”，尤其是应将“税前扣除”与自贸区目前实行的分账（FTA、FTN、NRA/OSA）监管有机地结合起来。

        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前车之鉴”

　　从1996年后日本东京离岸市场的统计数据来看，总的情况是资本流入大于流出，且在起初的流入离岸货币中，离岸日元交易远远大于其他外国货币；然而，在2005年的市场交易量跌入“低谷”后，尤其是到2009年之后，流入的离岸日元一路走低，而其他离岸外国货币却一路走高。从操盘手身份看，这些离岸外国货币业务主要是由非居民拉起的，他们在离岸市场上追捧外币交易，造成2013年东京离岸市场的日元交易进入历史最低位。出入市场的货币交易中，日元都被“边缘化”了，出现了大量外国货币（主要是美元）进入日本离岸证券市场，而作为日元“走出去”的证券投资在漫长十年中一直处于为零的“一边倒”现象。再从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看，也是外币“唱主角”，日元一路走低。日本东京离岸市场变成了非居民操作外币的“天堂”。他们在一开始将流入的离岸日元“套”成其他货币后，日元就被边缘化了。

　　伦敦能成为全球各种货币衍生品交易的最大市场，得益于在离岸市场上的不断改革创新。在伦敦市场上，英镑作为“本币”始终保持着排行榜第一；美元虽居于第二，但仍高于其在本土的交易量；日元则被抛在更后面，但日本本土市场进行的日元衍生品交易量同样远远低于伦敦和纽约的规模。而就人民币衍生品交易而言，目前除香港市场之外，最大的规模仍在本土。但倘若不积极采取后续措施，该地位很有可能被替代。自贸区进行离岸市场业务的目的不仅仅是支持实体经济，还要平衡中国国际收支（人民币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更深刻的内涵就在于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只有相对独立了才能应对来自外部市场上的金融危机冲击。本币的价格（利率和汇率）应该主要根据本土市场的实体经济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日元汇率和利率不支持其实体经济，与其不独立有关。面对日元与美元汇率的剧烈波动，日本央行却束手无策，因为本土成交量不足于决定其价格。不仅日元国际化受阻，而且实体经济（尤其是进出口企业）也不愿使用日元。鉴此，保持人民币相对独立性也是中国核心利益所在。

　　离岸金融业务要与实体经济需求匹配。从中国对外贸易方向上看，中国长期对五大洲的贸易分布基本处于均衡状态，近十年来相对缩小了亚洲（原来是超过50%以上）权重，尤其是减少了对日本的贸易比重，扩大了拉美和非洲的权重。在对主要货币国家的贸易中，也最大幅度地减少了对日贸易比重，其次是对美贸易；相比之下，对欧贸易则基本维持不变，其中还增加了对德贸易权重。考虑到亚洲实际上是“准美元区”，人民币参照美元的比重一时还降不下来，因此在离岸市场上要反映企业对相应货币的需求，应选择在全球外汇衍生品上发展最快的外汇互换（Foreign Exchange Swaps）业务。该业务不仅与实体经济联系密切，也需要灵活的人民币市场汇率机制尽早在自贸区形成。基于日本东京离岸市场的前车之鉴，上海离岸金融业务更要考虑如何培育人民币产品的开发。上海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中国金融期货市场等早就准备“启动”人民币产品，以使产品在交易中不断完善。

　　离岸金融业务具有两面性，犹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没有一个国家不利用离岸业务。在中国各地实际上也在“悄悄”地进行着，如深圳税务局对招商集团的试验性税收优惠，天津滨海新区为企业提供保理业务等。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可在“了解你的客户”的原则下给予企业“税前扣除”，使自贸区的企业可以利用成本较低的离岸人民币“走出去”；同时还应提供各种人民币衍生产品来降低企业的风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