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易纲在北大全球金融校友会的讲话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日前在深圳举办的北京大学全球金融校友会上表示，推行外汇管理的改革要打破很多利益机制。

　　易纲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从几个方面对外汇市场监管转变：

　　1）大幅度取消行政审批，缩减法律法规和提高透明化；

　　2）取消强制结汇；

　　3）开展货物贸易进出口核销改革试点，实施总量核查和分类管理；

　　4）开展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

　　5）外汇信息的统一和分类管理，构建以银行为中介的外汇政策传导机制。

　　但这些改革要打破很多利益机制，推行起来并非很顺畅，最难的是外汇管理局管理观念的转变，放松管制，加强监管，抵御风险。

　　以下是文字实录：

　　今天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见到这么多的校友，我首先对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我看到有很多分舵，有很多分会，希望你们积极活动。

　　当时李剑阁先生讲得非常好，他最后提出一个问题，一行三会，金融监管当局能不能够自己把一些过去不适应现在我们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监管的一些措施自己改掉，我今天碰巧，原来就想讲这样一个题目。

　　过去35年、36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之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认为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改革在我看来是最开始的70年代末的农村联产承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引进外资。

　　改革开放最开始公布的三部法：外资法、合资法等都是和外资有关的，然后是80年代民营企业的进入，以傻子瓜子最为著名，包括注册、发展，再往下比如说受到金融市场，股票市场的建立、债券市场、场外市场的建立，中国加入WTO无疑是一个非常里程碑式的改革。

　　你这么看，中国的改革怎么改，联产承包、外资、民营企业肯定是引进了内部的一些活力，联产承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外资整个改革了中国的投资格局和效益，引进民营，民营经济逐步的发展壮大。

　　WTO是通过开放，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很多的改革，因为我们改着改着我们就改不动了，改不动了主要是因为利益集团，因为现有格局，现有的规定的交错复杂，使得它可以以合法的说辞来阻止你的改革，怎么办呢？改不动了，阻力太大了，那么WTO，打退了很多人的阻力，最近这一轮的国有银行的改革，清理不良资产、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使我们的国有银行从15、16年前的技术上破产的银行，变成全世界最赚钱的银行业，回顾这些改革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座的是金融校友，在金融市场上，主要市场的建立、场外市场的建立、固定收益整个市场的建立非常的重要，另外就是汇率改革、利率改革还有资本可兑换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中国金融市场未来发展的基础，我们还会有很多的阻力，下一轮的改革，如果我们再看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样的改革能够再进一步的形成共识呢？

　　我想有可能，比如说进一步的开放，包括中美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所谓BIT的谈判，包括多边的或者是双边的自由贸易区和贸易协定的谈判，正在进行着一些多边的贸易谈判，怎么应对，是不是可以进一步释放改革的能量。克强总理经常说释放改革的红利，从哪个角度去改，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要回答这个问题，遇到改革的阻力了，遇到一些利益集团和现有的规章制度，和我们所要改革的方向不相符了，我们怎么办？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们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完全的部署，要金融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要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

　　我2009年，大概在5年以前到外汇局工作，我结合这几年我在外汇局工作的一些体会给大家谈一谈怎么叫做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是2009年7月份到外汇局工作，然后2009年8月份，我到了以后召开第一次全国的工作会议，我提出了“五个转变”：从重审批转变为重检测分析，从重事前的批准监管转变为重事后的监管管理，从重行为管理变成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为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

　　这是2009年8月份，我在外汇局召开我到了以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提到的“5个转变”。这“5个转变”5年来推行起来非常地艰难，但是还是取得了巨大的实质性的进展。比如说我们大幅度的取消了行政审批，我们现在的行政审批大约减少了四分之三，然后我们的法律法规太复杂，我们从800件法律法规，现在清理掉500件，300件也太多，但是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在外汇分局方面，法律法规从2万件现在清理到不到200件。法律法规一定要让它透明，一定要让社会公众知晓，一些专家学者能够监督，能够计算出数字，这样我们就会处于权力的笼子里，否则专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百姓由于政策不透明，或者是由于政策法规太复杂，太复杂以后就永远可以拿出一个你不知道的法规说你这个事是不能干的，如果政策是透明的，公众知道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我们现在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要大幅度地提高外汇管理的透明度。

　　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我们取消了强制结售汇制，赋予市场主体外汇自主权。2011年，取消出口收入强制调回境内的要求，允许出口企业外汇收入存放境外。2010年，进口核销改革试点，2011年进出口核销改革试点，2013年，便利化政策扩展到海关特殊监管区。

　　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家了，我们每年有4万亿的美元进出口，在外汇管制下付汇和收汇要由海关和其他的单据来逐笔核销，如果你收到汇了，你核销完这一笔业务才能做下一笔服务，如果要付汇的话，必须要核销前面的，如果前面的不做完，后面的工作就不能做。核销单没有明确规定，如果关系好，一下给你发30张单子，如果企业和我的关系不好，你来了一趟，我就给你两张单子，连领单子都变成了一个事，这样降低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银行企业要跑很多趟，排很多次队。

　　我们进行总量的核查、分类管理，遵纪守法的企业应该受到最便利的服务，应该感觉不到监管。这样大大地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减少了他们跑外汇局、银行的次数，缩短了他们办理业务的时间。

　　同时，我们也在推动服务贸易的改革，刚才我说的是货物贸易进出口我们是第一大国，中国的服务贸易未来也会越来越重要，我们现在实行了5万美元以下的服务贸易，就是可兑换，你不用审批就能做这个事了，但是你要保留单据备查一段时间，对于5万以下的。对于5万以上我们也大大减少了审批的程序进行便利化。在资本项下我们也大大的简化，我们知道资本项下有直接投资、有外债，这些改革使他们特别的便利化。

　　我利用到深圳这段时间，昨天去了深圳的前海开发区，我也去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就是做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是一个制造大国，甚至是一个货物发送的大国，但是中国从来不是一个财务的中心。跨国公司总部不能在中国进行资金的运作，也不能作为跨国公司现金的管理中心和财务管理中心，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外汇管理。

　　因为跨国公司在各个区都有分公司，我们要求它资本项等等要在当地做，有这么多分公司必须在上海分局、深圳分局、河南分局来做业务，使得跨国公司不能把资金集中起来，更不能说他要做亚洲的中心，进行集中管理。

　　我们要使跨国公司的资金可以集中起来管理，分公司之间的收付汇可以在公司内部做，这样可以大大的节约他的成本，大大减少在本外地之间的兑换次数，外币可以进行使用，人民币可以进行使用，总公司可以统一的调动。这个试点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有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开始把财务中心，把地区总部搬到中国的竞争力比较强的城市来做业务，增加了企业的竞争力。

　　很多朋友担心你这样会不会失控，我们外汇管理还能不能检测得当，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管得住的，我们大大加强了信息的管理，比如说我们有50多万家进出口企业，我们怎么抓大放小，把信息管理得非常好做了很多尝试，把企业进行分类管理，99%以上都是守法的企业，我们叫A类企业，B类和C类企业只占很小的企业，有了这么一个分类确实大大提高了管理的效率。

　　同时也要求银行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尽职审查把这些工作都做好。作为总结我给大家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为什么我说这个改革非常艰难，这样的改革是自己革自己命，自己减少自己的权力。

　　在你带的队伍中，整个的队伍都是比较困难的，要做很多的思想工作。另外很多同志对你的改革不理解，他认为你这样有可能失控。这种不理解，这种抵触情绪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这些考虑有些是很有建设性的，但是它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另外你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减少了很多的权力。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对政府部门是非常的困难，你们想一想，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思维都是打天下的人坐天下，你怎么能够把坐天下的人变成人民公仆，变成公务员，变成自觉的服务社会的，觉得自己服务社会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而不是自己当官做老爷是理所当然的，这需要理念上的转变。

　　我说的五个转变最难的是理念上的转变，最难的是让我们的队伍了解我们怎么样能够服务社会，怎么样能够提高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为自己的职责，而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这五个转变之前和五个转变之后干部队伍所要求的素质和能力、工作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五个转变之前就是重审批，但是转变以后你是重检测分析，重检测分析要有数据库，要有检测分析的能力。

　　它需要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人，你怎么能够把一个习惯重审批的队伍逐步训练成习惯于服务，习惯于重检测，习惯于事后管理，习惯于无罪假设，习惯于负面清单管理的队伍。前面一支队伍的工作方法和习惯和后一支队伍是完全不同的。这是非常艰难的，但是经过我们的实践还是可行的。

　　金融监管当局能不能在放松管制、加强监管上破题，能不能够自己改自己，能不能跟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守住不发生金融风险的底线上面一步一个脚印的都能做好，我用我自己的工作体会向大家讲了这个案例。我的结论就是虽然难，这个事是可做的，中国是有希望的。（Forb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