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来自微信订阅号 自贸区直通车 文 / 直通车君）

　　一晃，搬家的忙碌中，自贸区“半岁”了。还记得半年前的事吗？昨夜，直通车君整理笔记，翻到自贸区挂牌第一个月时，去北京听陈德铭聊自贸区的那一篇。

　　2013年10月22日，北京已入深秋，直通车君晚上飞抵首都，为的是第二天采访陈德铭。

　　当时，陈德铭已经从商务部部长的岗位上离任，担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不过，商务部牵头调研并协调上海自贸区的诞生，正是在他任上。中国推出自贸试验区的来龙去脉，他一清二楚，直通车君一定要听他亲口讲一讲。

　　陈德铭（右）在接受采访

　　23日下午，在北京郊外的一处培训中心院子里，见到了陈德铭。他身穿着朴素的深色夹克衫，人很和气，也很健谈，给我们聊起了设立自贸区背后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虽然时间过去了半年，自贸区建设已如火如荼，当时的采访也因种种原因未在报上发表，但今天的重温，为的是不忘初心，为的是更好地出发。

　　——以下是陈德铭的访谈纪录，未经本人审阅——

　　上海自贸试验区，这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试验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这是一块试验田。

　　这其中，涉及到两届中央领导的支持。

　　王茂林和蒋正华在离开领导岗位后，致力于比较研究开放课题。2010年，他们写信给温总理，提出建议要在上海建自贸区。温总理很重视，把这封信批给了国家发改委。

　　2012年6、7月左右，王茂林又给温总理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出建议：上海、浦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要搞一个自由贸易的园区。

　　这封信，温总理批给了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和国家商务部陈德铭。按照我（陈德铭）的经验，总理批给部门，和批给部门的具体负责同志，这里面有些微妙的区别。后者的情况，表示他对这事尤为关注。

　　我接到总理批转的信后，了解了一下来龙去脉，为什么当年国家发改委没有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原来，主要是当时的条件，刚刚发生金融危机，未必合适；另外发改委研究了以后，认为“自贸区”的概念不清楚。

　　国际上的自贸区（free trade area）通常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相互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绝大多数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限制，开放投资，从而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但有时，它也用来形容一国国内，一个或多个取消了关税和贸易配额、并且对经济的行政干预较小的区域。

　　拿到了有总理批示的信之后，我请当时的商务部部长助理俞建华带队到上海调研。俞建华这一次调研，待了一个多月，期间与上海主要领导多次接触。

　　说实话，近些年一直感觉上海经济没有大的亮点。经济发展的数字没有惊喜，结构转型也碰到不少困难。所以上海一直在探索未来发展怎么办，想找一个支点。

　　看了材料，从三方面评估了一下：

　　一是为什么国家发改委当年没有回复，难点在哪里？

　　二是评估了王茂林的两封信，建议的可行性。

　　三是审时度势地评估了国际国内形势。

　　调查中，发现有一件事可以做：单边给惠开放。中国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我们单边给惠开放，但一定要是“普惠制”的。如果是双边或者多边，是需要互给的，且必须要到世贸组织去备案，推进很难。单边给惠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自由撤退。如果试下来行不通，可以撤退。

　　评估国际形势时发现，总理批示时的形势很有特点：一是金融危机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后危机时代，经济缓慢复苏，但波动非常大。二是国际上G20等已经开过多次会议以共同应对危机，但是G20的边际效应实际上有点递减。各国正在考虑修正完善甚至重构原有的经贸格局。

　　这一次危机揭示出了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完善。

　　事实上，每一次危机背后，根源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缺失。这种缺失表现在金融、贸易、投资的规则上。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已经谈了十多年，推进艰难。这次危机后，各国都希望规则要重构，但是朝哪个方向走？各经济体之间较量很厉害。

　　美国等主导的更高标准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国际贸易投资协定谈判，正在加速推进。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谈判。

　　另一方面，从2008年5月起，王岐山作为胡锦涛主席的代表，与美国接触进行谈判，主要就是谈投资体制。谈判到现在，已经谈了5年多，基本把中美两方持不同意见的地方都摸清楚了。（82年-85年，中美也进行过6轮投资体制谈判，但当时的制度相差太远了，未能谈成）这次谈判下来，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向前走，达到了可以双向国际资本流动的平衡，所以有希望，我们也有需要。

　　通过谈判，我们了解到，美国（包括欧洲、日本），他们的投资体制与我国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是准入前国民待遇，我们是准入后国民待遇，他们是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我们是用正面清单管理。我们是有一个目录，分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他们是把什么不能投资写清楚，其余理论上都可以。但其实他们在负面清单之外也存在“玻璃门”，涉及国家安全等领域，即使不在负面清单内也不能投资。

　　因此，如果我们不把投资体制上述方面做出调整，就很难与这些经济体谈下去。

　　十八大以后，中央政治局组织过两次会议，请我去做专题讲演，讲如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发展大势结合起来。期间，我就提出，中国的发展打破了原来的平衡，我们的发展一定要考虑和其他各国有利益的交汇点，要融入世界规则的制订中去。其中，服务贸易开放和投资体制的规则制订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做这样的调整，在全国做，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而国内又迫切需要新一轮的深化改革，需要动力，最好的动力就是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所以，决定根据王茂林这封信所提出的建议，把它完善一下，采用单边给惠开放，做一个局部的开放，在上海浦东搞自由贸易试验区。

　　现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有很多方面的内容，但是说到底，最有特色的，就是服务业的开放和投资体制的改变（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

　　这最重要的两条中，服务业开放，瞄准的是TISA谈判中最重要的那些（而TISA目前还没有谈好，而且TISA没有达成负面清单，所以上海这次试验，这个方面是高于TISA标准的）。自贸试验区投资体制的改革，是试验中国是否要参加TPP、TTIP的。

　　投资体制改革，各个部门会签这个环节拖了很长时间，最后全部签完是2013年3月1日。克强总理上任以后，很支持也很重视，推动了一些难点问题作出决定，比如负面清单由谁来定。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负面清单还较长，但毕竟是在体制上迈出了很大一步。而且，在浦东设立自贸试验区以后，今后大部分是可以服务整个上海的。自贸试验区28.78平方公里，主要是为国家开放型经济体系做试验的。总的想法是，这个试验成功的部分，是要一点一点向全国推广的。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意图、顶层设计。通过2-3年时间，跟美国谈一下，全国能不能进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